卡波特

capote这样的电影，就是专门拍给特定人群看的，那就是粉丝。

在中国很难找出个类似的例子，蔡康永也好，崔子恩也好，都远没有他的成就大。

不读读《tiffany早餐》和《冷血》的原著，单靠一部电影，可能很难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编剧是个年轻的花瓶男星，按他的说法，是对capote的传记很有兴趣，就着手写了第一个剧本。这当然不能当真。

仅从看了一遍电影的感受来说，电影很好，符合心中的想象，这应该就是它成功的原因吧。

男主角很精彩，尤其是看过角色本人的一些采访录象后，更觉得PSH的演出实在惟妙惟肖。而男配角忧郁的气质也非常适合角色。

稍微遗憾的是，总觉得两人的对手戏还是少了点化学作用。六年的相处，从开始的利用，到漫漫的共鸣甚至心灵相通到不能自拔，直到后半生的封笔、沉沦，这个男孩对这个男子一生的影响几乎是颠覆性的。总觉得就电影来看，火花少了些。两个人的表演，平行的时候多于过招的时候。有时候，PSH的表演太强势，稍微压制了年轻男演员。

看的时候脑海不时浮现《神与兽》里老导演和年轻园丁的对手戏，capote里，两个男子的关系应该更加有“料”。capote对perry的感情，对他的爱，源于两个人如此相似，他们是彼此的知己，有超越恋人的默契。对自恋的capote而言，对perry的爱，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爱。所以恋人jack会取笑他说，又一段伟大的罗曼史开始了，capote与capote.

在capote目睹perry死在绞架的那一刻，他自己也死了。

不过电影里更吸引我的反倒是capote和哈珀李之间的关系，那是另一种友情，如果说capote是最懂perry的人，李就是最懂capote的人。李对capote的理解、关怀和爱，甚至有一种母性的成分。

Kathleen Keener很精彩，如此动人。据说sandra Bullock也出演了哈珀李的传记片，即将推出。说实话，不太看好。

《第凡尼的早餐》*《杀死一只知更鸟》

如果以前有人问我，《第凡尼的早餐》与《杀死一只知更鸟》有什么关系，我想破头估计也只能得出这个结果：奥黛丽·赫本主演了《第凡尼的早餐》，格里高列·派克主演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两个人合演了《罗马假日》！

《第凡尼的早餐》我看过，我们都记得奥黛丽·赫本，还有那首“月亮河”，但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杜鲁门·卡波特。

《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也看过，我当然记得格里高列·派克，记得那可爱的两兄妹，甚至记得年轻的罗伯特·杜瓦尔扮演的那个纯洁又拘谨的Boo，但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妮尔·哈珀·李。


卡波特 * 妮尔·哈珀·李

这两个人小时候是邻居，后来成了好朋友，哈珀·李据说是在卡波特的影响下也成了作家。

哈珀·李是个沉静自若的女人，可以用淡淡的眼神和话语就戳破卡波特对名利的极度迷醉，或是善意提醒卡波特真正应该珍视的。

她帮助卡波特去调查这场血案，见证了《冷血》诞生的全过程。《冷血》最终从精神上整垮了卡波特，哈珀·李却在这一过程中，登上了荣誉的顶峰，《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又被拍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这是极度虚荣的卡波特一辈子也没获得过的荣耀。

在电影里我们看不到他们关系的终点——因为《杀死一只知更鸟》有没有卡波特的参与而引发的争执，最终让卡波特和哈珀·李是不欢而散，做不成朋友。

但从电影里我们也许能感受到二人多年的老友关系最终何以分崩离散——这个女人太敏锐，一眼就可以看透卡波特的脆弱，那是极度自我的卡波特难以承受的。在影片一开始时，他们还能在卡波特花钱雇人赞美自己的小把戏前，相视大笑；但到结尾处，李在卡波特为派瑞的死而痛苦自责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时，她还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是，你并不想做。这样的女人，卡波特怎么能忍受？


后门出去的派瑞 * 走前门的卡波特

说卡波特对这件血案着迷，倒不如说他对凶犯派瑞这个人着迷。他在派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两个人有着相似的不幸童年经历，“我和派瑞就像是同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有着相同身世和不同命运的两个人，在上诉与写作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情感与利益的角逐，都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又害怕自己所要付出的。这其实也是卡波特那膨胀自我的一场争夺，他同情另一种可能的自己，又放不下对现在的自己的自我满足。他注定是这场交战的失败者，《冷血》最终将他自己割裂得支离破碎。


编剧 * 演员

本片获得了很多的最佳改编剧本提名，看英国学院奖颁奖时，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电影的编剧。作为编剧，他未免太年轻、太有型了些。事实上，看着很眼熟，渐渐想起他演的电影：《鸟笼》里罗宾·威廉斯的儿子，《都市传奇》里的男主角，还客串过热门剧集《威尔和格蕾丝》——好像都和同性恋沾边。上网查了一下，丹·福特曼（Dan Futterman），演员，《卡波特》是他的第一个剧本。事实上，他还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作为一部处女作，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卡波特在写完《冷血》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相信在丹·福特曼身上，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小友花花的力推下，终于看了电影Capote。说实话，我不太知道这厮，只知道他写过“第芬妮的早餐”，他最著名的“冷血”我也没有看过。因为花花算是个文青，所以很是起劲。

电影平实抑郁，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传记片，只是截取了Capote创作“冷血”的整个过程。所以，片子开始不久，我对花花说：拍这部片子的人大概也是文青，并且也是拍给你们文青看的。

从电影里，我知道这个说话有些girly的人是New Yorker的专栏作家，他去采访一起发生在堪萨斯州的灭门血案。Capote显然是一位很敬业的新闻人，他采访时细致认真。甚至为了接近被采访者，而把他那身女气却时髦的装束换成了一身传统的黑色。随着采访的深入中，Capote觉得用一两篇报道已经很难表达他想要说的东西了。于是他决定以这一事件写本小说。这在当时是有些惊世骇俗的，那时的美国可没有“报告文学”，小说就是小说，报道是报道，壁垒森严。所以，很自然地，Capote的想法受到了许多朋友的质疑。这本小说就是后来著名的《冷血》，Capote称其为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实际就是“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这一文体在中国流行日久，不用我多说。虽然我不太鸟这种东东。

Capote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我推测，是在他发现自己与凶犯Perry Smith的身世相似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之后。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社会有两个世界”。

为了写好这本小说，Capote必须要更好地采访两名凶犯，所以他们不能马上就死掉。于是，Capote为他们请了律师做免于死刑的辩护。为了接近两名凶犯，他去贿赂典狱长。为了得到案件当晚的细节，他试图与Perry做心灵的交流，他照顾生病的Perry，给他喂婴儿食品，给他喂水。工作中的Capote可以称得上是有条不紊冷静而专业；业余时间，他喜欢在人群里高谈阔论，吹嘘自己与某某明星熟识，说着庸俗的笑话。这时的Capote是在于两名疑犯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或者说是交易。我接受你的采访，给你想要的，你帮我脱罪或是免死。但，如果想让我说出当晚的细节，这等于是让我自证其罪，一定是不能说的。其实这才是整部片子的焦点，所有问题也是由此而生的。双方的挤牙膏战术在这部电影平实的叙事下，精确而完整。

影片中，Capote终于得到了Perry的信任，也得到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他的书基本可以完成了，这时的他只需要等待死刑的判决而为这本书写上一个结尾。而这时的Capote却完全陷入困境。他为两名疑犯请的律师依然在为免于死刑而上诉，并且这时的美国国内，呼吁废除死刑的呼声很高，所以，两犯的免死上诉有着极大的可能性。如果这样，Capote的这本小说，无疑就失去了意义。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时的Capote是从内心深处希望两人赶快被处死的，然而他自己却不敢承认，显然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无法承受将自己的成功凌架于两条性命之上，道德与良心的自谴，终于使他崩溃了。

两人还是被执行了绞刑。刑前他们希望见见Capote。而这时的Capote几近崩溃，根本不敢面对，却马上飞到了堪萨斯。在旅馆里，他不敢接听PERRY打来的电话也不敢看他的电报。最终他还是出现在刑场，见了两人最后一面。这种矛盾与尴尬的行为无疑是CAPOTE心灵困境写照。

《冷血》终于出版了，并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书我没有看过，借用他人的评价：“它对暴力、人性充满悲哀和怜悯的探讨，引起令人发自骨髓的震动。”这之后，CAPOTE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作品，直到他1984年因酗酒与服药过多而去世。

《冷血》创造了一种文体，也改变了CAPOTE的一生。虽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两人是罪有应得，而Capote也并没有做错，他只是在认真而理性的工作。没错，理性，Capote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态度，直到他的书接近完成时。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冷血》，却又不愿让两名疑犯知道，因为这会打破他们之间的信任或交易。当Perry Smith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了书名后，质问Capote，很显然地，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他的回答完美而迅速，使Perry无法产生丝毫的怀疑。

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恐怕会这样认为：CAPOTE太脆弱了，他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小说的意义远比这两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他并没有做错。我不知道是我们太过理性，还是真正的冷血。也许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对内心的力量已经视而不见已经感受不到了。朋友准翔在MSN上对我说：良心是上帝安置在人内心的律法。

这部片子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一件是真实的，另一件是虚构的。

先说真实的。1993年，南非的摄影师Kevin Carter来到当时正处于饥荒的苏丹北部边界进行拍摄工作。在伊阿德村，Kevin Carter为了让自己从遍地饿殍的悲惨景象里放松一下，他走进村旁的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举起相机时，一只秃鹰停在了小女孩的身边。Kevin Carter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为了不让那只鹰受到惊吓，他静静地等待了20分钟。拍完照片后，Kevin Carter赶走了那只秃鹰，然后坐在树下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大哭。小女孩最终死去了。Kevin的照片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然而获奖后，Kevin却自杀了。连Kevin的母亲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帮助那个小女孩。

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能够理解Kevin，他是严格地按照记者的信条来做的：观察，不要介入。这是新闻客观性的保证。并且，我也知道他照片的影响会救助更多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问：当职业伦理与生命伦理发生碰撞时，我们该如何去做？

另一个故事来源于一篇科幻小说。人类发现了一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该星球的“人”和善而先进。于是，地球人派出了一队考察人员。在这队考察人员中，有一名神职人员，他的任务是调查该星球的“人”是否有灵魂。考察队很快到了外星，他们发现，外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人”们完全按照程序一般地生活，每个“人”充满了理性。然而，神父的报告发回了地球，他建议将该星列为不予接触的级别，因为这里的“人”没有灵魂。

   
    卡波提敏锐。
    卡波提冷酷。
    卡波提孤独。
    但卡波提原本无需睁大双眼面对自己，他完全可以日复一日，在人声喧哗的冷暖交际场，用嘲笑和自嘲引起更多的尘嚣，而借以混淆自己的影像，敷衍自己，平凡度日。

    直到他开始着笔去写那本精彩无比的，却需冷眼旁观而去书就的关于为不到100美元而杀戮一家四口的凶手纪传《IN COLD BLOOD》。

    卡波提在一次次跟凶手的对话中寻求著书的材料和线索，却不觉站在了镜的正面，越是挖掘和捕捉对方——杀戮者——的自我意识，卡波提越多的需要面对和触碰到自己内心的自我。

    卡波提用自己的内心意识接驳到了杀戮者的内心。

    仿佛站在冰结的湖面，卡波特在书写的过程里那些沉静的思考中，对杀戮者迷般的残酷人格有了共鸣。
 
    在写书的时候，卡波提是无法像往常一样，用嘲笑他人和自我嘲笑的方式来敷衍他人，敷衍自己。

    卡波提的敏锐。
    卡波提的冷酷。
    卡波提的孤独。

    最终卡波提陷在对自我的论证中无法自拔。
    因为，卡波提太过自恋了。
    
    杀戮者因为不能忍受面对被害者时瞬间的羞耻心而杀人，而卡波提，因为不能忍受自己在杀戮者的身上映照出的冷酷之心而弃世。

    这是个冰冷的故事。
    锐利的映照出部分人性的冰冷。
    电影看完后，心里有种悲伤，似重似轻。


        

    
      

第78届Oscar诞生了第一位华人最佳导演，也创下了收视率的历史新低。炮口于是一时间纷纷对准妙语连珠的Jon Stewart，好像这位著名的Talk Show电视人，格莱美奖的主持人，突然一下子就变得一无口才二无人才似的。

还是网友比较公道，直认本届Oscar最大的致命伤是——太小众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当Phillip Seymour Hoffman出来领受最佳男主角奖时，我要像Stewart一样大声说：有谁认识这个矮胖子是谁的，请举手

为了证明这位影帝是实至名归，捏着嗓子说话也好，兰花指也好，扭动屁股走路也好，都是照足了本人的架势，没有丝毫过火的地方，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电影的主人公——Truman Capote。

用Norman Miller的话说，这位是美国最有天才的作家，而他最著名的小说——In Cold Blood也成了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从此之后，纪实小说也好，报道小说也好，才算正式登上了“小说”的殿堂，派生出许多繁复的派系，玩出各色花活儿来。

但是就像许多天才一样，Capote的童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妈妈17就生下了他，像许多少女母亲一样，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心情去照顾自家儿子，成天忙着结交男人，约会啊什么的，把小Capote一个人丢在旅馆就是好几天。直到被继父收养，Capote才得到这个姓氏，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童年的阴影对于Capote日后的个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天性敏感聪慧，5岁识字，8岁能文，12岁就得到作文比赛头奖。17岁时，他就决心要与众不同，高中没毕业他就辍学到杂志New Yorker打工。18岁那年他以短篇小说Miniam得到了欧亨利奖，从此崭露头角，引起文坛注目。23岁时，一本Other Voice, Other Rooms让他成了书市宠儿。

也许是童年太寂寞，Capote一生就爱热闹，爱社交，爱受到众人的瞩目，他说：“我和照相机——任何照相机都坠入了情网。”这个嗜好，即使到了他年老色衰的时候也没有改变。 要说Capote真有花过心思好好写的一本书，也就是In Cold Blood了。

不愿走寻常路的Capote决心要写一本与众不同的小说，试图应用一切小说的创作方法与技巧来写一篇新闻报导，阅读起来却如同小说一样，这种就是所谓的Non-fiction Novel。 出于这种想法，Capote一直关注新闻，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59年在堪萨斯州好生生了一桩灭门血案，两名年青男子将一家四口冷酷杀害。由于杀人动机成谜，引起Capote的关注，他亲自赶往现场了解状况。并且采访了犯人，此后6年的时间，他全心投入到这个案子里，分析案情，同时也分析犯人，他自称记下了6千多页的笔记。 1966年，小说In Cold Blood终于出版。Copote名利双收，然而在此书之后，Capote再没有出版过任何书作，公开嗜酒吸毒，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就成了Capote的全部。

1984年8月25日，这位充满争议的特立独行的作家死在朋友家里。

Capote说：“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吸毒鬼。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是个天才。” 诚然。 电影既然冠上了人物的名字，理所当然该是部传奇，但是导演并没有花笔墨去描述Capote的童年、青年和老年，他的爱情事业和生活，而是从In Cold Blood这一点切入，采用了Capote的理念，用完全是戏剧化的模式，带观众去猜测Capote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Perry Smith和Capote，是同步出现的。一面是惨案的发生，一面是Capote在名流的Party上高谈阔论。看到了新闻之后，他主动要求去现场了解情况，同行的还有女作家Helle Hapert Lee。由于Capote是同性恋，我开始也觉得很奇怪——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安排这个女性角色吗？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通过这位Capote童年的玩伴，也是毕生的好友（严重BS某些不负责任的翻译者，竟然说Lee是Capote的“助手”，这可是当时HollyWood的红人，《杀死知更鸟》就是出于与她的手笔）与Capote的交谈，让我们窥知了Capote的另外一面，在Lee面前的Capote，会伤感。

 在调查过程中，衣着另类，声音古怪，娘娘腔十足的Capote一开始并不被人接受，但是Capote有自己的魅力，他向不同的人讲述了一些自己童年的经历，诚恳和坦白的语气，使他提到了死者朋友和办案警察的信任，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些情况，使Capote对于犯案者的心态更加好奇。他甚至为了这件事，放弃了和男友共度圣诞的机会，可见Capote对这本计划中的书有多么重视。

后来两名罪犯落网，Capote一眼看到Perry Smith的时候，就像发现了宝藏。他想办法接近Smith，让他为自己的书提供素材。罪犯有两个，Capote为什么独独对Smith感兴趣，因为Capote在Smith身上闻到了自己的气味，这一点共性促使他相信自己可以了解Smith。事实证明，Capote的直觉是正确的，在Smith的讲述中，Capote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一个社会名流，和一个待死囚犯身上，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叠起来。 人性——Capote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主题，他更加迫切地去发掘Smith这座“金矿”，他不但救回了Smith的命，还主动帮Smith找律师上诉。尽管Capote后来为了陪男友，抛下Smith去了西班牙，但他仍然和Smith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在高院判了Smith死刑之后，Capote回去见Smith。In Cold Blood的书名已经定下了，而且前三部分已经完成了，唯一欠缺的，就是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做案的经过，他必须趁Smith还活着时，让他把真相说出来。但是，他面对Smith的身份，除了是传记作家之外，更是一位“朋友”，因此他不能让Smith知道他到底写了怎样的故事。

然而因为Capote的公开演讲，Smith发觉书的名字叫做In Cold Blood，他感到被Capote背叛了。即使Capote再擅长说谎，也无法轻易挽回Smith的心。他于是找到Smith的姐姐，向她要了一些以前的照片。Smith的姐姐说对这个弟弟已经完全失望了，在她心里，弟弟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monstre，Capote并没有试图去挽回这种想法，只是把相片给Smith看，并且告诉他说，他姐姐还很思念他。于是Smith把故事向Capote全盘托出。

真相是残酷的。

全书出版之后，Capote拒绝再为Smith找律师上诉，他甚至躲避Smith的电话。直到Smith发了电报给Lee，在后者的劝说下，Capote去见了Smith最后一面，并且看着他行刑。临死前，Smith并没有把准备好的演讲辞说出来——他早已经准备好死了，是Capote给了他生希望，虽然猜到了这是欺骗，他仍然视Capote为朋友，且感谢他。

Capote对Smith说“我是在工作”，但是相似的经历，使Capote如怜悯自己般地同情起Smith来。发觉Capote对于Smith的情愫不同一般，Lee问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Capote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们是同住在一个房子里的孩子，只不过他从后门出来了，我走的前门”。 也可以说Lee跟Capote分享了童年的时光，而Smith和Capote分享了童年的遭遇，这两个人注定是在心灵上最接近他的。

以导演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无疑成了Capote生活的转折点。在Smith死后，Capote买了一瓶苹果泥——就是当初Smith要自杀时，他喂给Smith吃，把Smith从绝望中挽救回来的那种——在里面注满酒，靠在沙发上慢慢吃掉了，那天晚上就是《杀死知更鸟》的首映，喜欢热闹的Capote眼中第一次有了难掩的痛苦。

不管事实如何，这部电影通过这半真半假的“事实”，展示了Capote多重的人格。Capote此片一如In Cold Blood那本书，以一种冷静的视角，流畅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真实的氛围，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书一定是推荐看原版的，Capote在文学上是有“完美”倾向的，原著的词句的节奏感，是译本很难表现的）。

在第三次看过BBM（brokeback moutain）之后，如果由我作主，那今年所有电影节的最佳电影都该是它的，独独除去Oscar，因为BBM的导演太冷静，感情太隐忍，细节太隐蔽，离心灵太近，离娱乐性太远。但是看过颁奖典礼上Jon的表现，突然发现BBM至少可以在这届最Gay的Oscar上起到自娱的效果，这么说来，最没“最佳电影”相的，应当是Capote。 Capote同BBM一样，镜头很隐忍，如果说在BBM里李安偶尔还有失控的时候（比如Ennis要打老婆那场戏），那么Bennett Miller每句台词都是精心设计的——今年Oscar充满了让人看不懂的东西，Good Luck and Good Night（GLGN）里的杜鲁门主义，BBM里Ennis的牛仔口音，还有Capote里的细节。

比如当Capote为Smith找了律师之后，他的男友说“你找了个律师？”，Capote回答“我为他们找了个律师，不是为我自己找的，这可不一样”，还有Alvin在知道书名之后，问Capote“究竟哪个是冷血？是罪行呢，还是你打算继续跟犯罪接触下去？” 由于在案发地，Capote曾经去看过尸体，当时他的表情相当精彩，恐怕在这个时候，“冷血”这个词就在他脑海里生了根。在美国一级谋杀，也就是蓄意谋杀才会被判死刑，而二级谋杀则不会，Smith一开始被判为是一级谋杀，Capote叫他上诉争取改判为二级。但是Capote要Smith上诉，是为了争取时间拿素材，如果想要写出一本精彩的书，Smith必须是蓄意的。所以假如Capote的书出版，Smith的一级谋杀就算是坐定了，立刻就会被拉去行刑，反之亦然，如果Smith上诉成功，那么Capote辛苦了几年的故事也就不再有轰动效应。可以说Capote为了自己的荣誉和野心，牺牲了Smith。

再比如当Smith讲出effectuated这个词之后，Capote向Lee重复了一遍，因为这个词可不是什么日常用词，算是比较专业和高雅的，因此Capote才会一脸惊讶的表情。 而Lee对于Capote来说，更像是良心的罗盘，在情节发展中，她的言语和行为都含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需要用心去体会。 虽然这两年流行“闷骚”，但黑白的GLGN，黑白Munich，再来一个暗色调的Capote——空旷阴暗的麦田，逼仄的囚室法庭，拥挤的party，单调的居室，强调私密感的特写镜头，暗的调子，粗糙的颗粒感——未免也实在太阴沉了，这部Sonny的小制作文艺片，尽管结构精巧，用心良苦，但是失意Oscar是意料中的事。

同样的Pillip拿到小金人，也是情理中的事。 现实中的Capote，容易让我想起现实中的蔡康永，当然蔡康永没有Capote那么“娘”，但是两个人都有寂寞的童年，都有富足的青年，同样的特立独行，同样的有女人缘，同样的喜欢充当局外人的角色，同样的用旁观者的角度，用嘲讽的语气在写书。蔡康永的《真情指数》总是有能力让人说实话，“你要注视他们的眼睛”，这是他主持的法宝，而Capote镜片后面的眼神也总是睿智和犀利的。现实中的Capote比Phillip纤细秀丽，但是Phillip不仅模仿Capote的打扮，模仿他的语气，他的南方口音，模仿他一举手一投足，模仿他吸鼻子的动作，更是把那种属于“同性恋，文人和天才”的气质把握得恰到好处。什么演技之类的，都只是“专家”们唬骗人的伎俩，只要把还活跃在舞台上的蔡康永，同屏幕上的Capote细细对照来看，看他们“那一类人”的那眉宇，那神韵，就知道Phillip Hoffman捧到这尊小金人是多么地应该了。

 对于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来说，表演最难的不是模仿，是在模仿的同时，再行创造，去改变去颠覆这个人物对于某些人的特定印象。在很多年后，说起Capote，也许大家会想到的只是戴着眼镜，翘着兰花指，说话尖声细气的Hoffman。

当年卡波特利用敏锐的题材嗅觉和出色的文字驾驭能力，开创了报告文学的先河。但是就是这本名叫《冷血》的书，让他进入了两难境地——或者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两难将困扰他的余生——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接近和采访凶犯佩里，他不断帮忙请最好的律师帮其上诉，并与他建立了微妙的友情；但当《冷血》主体故事完成，唯独缺佩里的死刑作为故事的交代时，他在功名和友谊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拒绝为佩里提供最后的生机。虽然节奏好慢，但是这是一部越看越吸引人的电影。霍夫曼的演技征服了我，但是这不是一个飙演技的电影，而是一个讲道德困境的电影，而且这个困境不再局限于证实“两难选择悬疑”的技巧概念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对报告文学、新闻摄影和纪录片的创作层面的探讨：当做人的道德和媒体职业精神相违背时，该如何选择？在死刑犯佩里面前，卡波特作了选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他从此以后失去了再创作的动力，并死于酗酒。很多年以后，另一个名叫卡特的摄影师，在一个即将饿毙于兀鹰的苏丹女孩儿面前，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西方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新闻奖，3个月后自杀。又过了很多年，一个叫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玩转者，被N多自己曾拍摄过的采访对象攻击，原因是他借用了他们的脸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我一个朋友说，记者是有人品没人性。我谨慎赞同，因为无法否认越是灾难性的题材，对于媒体来说越有价值。我不认为卡波特的《冷血》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但我真的没有勇气批判他的选择。我也不认为苏丹女孩儿的命运不值得追问，但我真的觉得一个摄影师只有通过手中的相机才有可能改变些事情，而身为一个人，他能救的人太少了。因为我自己拍过纪录片，深感一个人在想做些事时候的无力，而只有出作品，才可以推动些什么。离开摄像机，我会否就是一个失语者；离开照相机，卡特会否同样被兀鹰包围；离开手中的笔，卡波特会否永远只是一个无能、乖僻的同性恋？你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