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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精修字幕 & 导演手记 ：寻找珍妮特，电视项目终走向影院，还差点掀翻那年的威尼斯
去年因《幸福的拉扎罗》红极一时的意大利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在她的CC标准收藏TOP 10榜单中选到了一部新西兰电影——《天使与我同桌》。阿莉切说这部片子让人感觉自己“参与进了故事的讲述中”，它带来的愉悦“就像人置身水中任由水波流淌”。无独有偶，瓦尔达奶奶前年在CC淘碟，也选中了这部作品。
1990年上映的《天使与我同桌》是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的作品，曾获得第4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Grand Jury Prize）。坎皮恩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获得1993年戛纳金棕榈的《钢琴课》（至今她仍是戛纳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至于还记得《天使与我同桌》的人就不多了。
《天使与我同桌》讲述的是新西兰著名女作家珍妮特·弗蕾姆（Janet Frame，1924-2004，台译“珍奈·法兰姆”）前半生的故事，根据作家的同名自传集改编。珍妮特不仅著有许多小说和诗歌，她的特殊履历还包括青年时期进入精神病院，甚至是自愿在其中生活，且有8年之久。和《飞越疯人院》或者《囚》相似的是，可以预见本片将会带给你的压抑；但不同的是，本片的主角，是一名长相不甚好看、生性敏感害羞、沉浸在文字世界的女人。这个“疯女”人遭遇了什么？“天使”指的又是谁？
跟随影片中的身影或许就有解答。今次，小把戏制作了《天使与我同桌》的新字幕，可在文末获取；我们还翻译了电影原作《天使与我同桌》自传集的导言，正是由导演简·坎皮恩撰写。文章记述了导演拍摄本片的缘起，以及和作家本人相会的经过。
珍妮特·弗蕾姆的第一本小说《猫头鹰真的哭泣》（Owls Do Cry）出版后在新西兰引起了轰动。一些人将它誉为是这个国家亟待已久的首部伟大“杰作”，另一些人则讨厌书中斜体字的内心独白，并批评它太过新潮、“过于忧愁”。不过对我来说，当我在14岁读到它时——和小说中的人物达芙妮一样的年纪，那个死亡之屋里的达芙妮，她幽暗、意味深长的歌声就捕获了我的心。
天还早的时候，起初是鸟儿飞来，还有云中鸣叫的鹪鹩，它就像诗中的孩子般歌唱着，放下你的风笛，你幸福的风笛。[1]这里生长着豆荚花和豆绿色葱翠的草，滋生了成团的飞虫，晃晃悠悠地撞击着高地。
这是珍妮特为达芙妮勾勒出的内在世界，充沛着想象力的宝藏。不仅如此，珍妮特也在我心中，甚至可能在所有敏感的青春少女心中确证了这样的世界。我们被赋予一种声音：她是诗化、有力且命中注定的，她是一首美丽而神秘的灵魂之歌。
14岁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生活真折磨人。还记得坐在自己的床上，靠着白色的塑料床头板，朦胧的白纱床罩，搭配着绣玫瑰花纹的窗帘铺展在我面前。我的房间没有一丁点儿我所梦想的浪漫情调，没有我想象中像林中薄雾一样悬浮在绿色地毯上的床罩和窗帘。床罩和窗帘反而是电暖片的火患，是一种屈辱，是我致力于将它们浪漫化却最终失败的证明。不过，在我无法成功营造氛围的地方，珍妮特却出色地做到了，这让我非常欢喜。
《猫头鹰真的哭泣》是实验性的，书中内容部分源于珍妮特亲历的事件，包括有8年时间，她断断续续在精神疗养院中度过的经历。这激起了不少关于她真实人生的传闻和负面印象。有些人相信她仍在疗养院中，可能还做了前额脑叶切除手术，她被当作是一个被精神病毁灭的悲催天才。另有些人则推测，她已改名换姓移居海外。
大部分周末我一家都会在普利莫顿的海滨公寓中度过，驱车前往那里的途中会经过臭名昭著的疯人院——波里鲁瓦医院。
“珍妮特·弗蕾姆在波里鲁瓦吗？”当我盯着这些被奇形怪状的大果柏围绕，像监狱一样死气沉沉的房子时，我会这么问。
“不，不是波里鲁瓦。”
“那在哪儿呢？”
“她在‘太阳恩光’（Sunnyside）。”
“太阳恩光？他们管精神病院叫‘恩光’？她还在那儿吗？”
我边看边想。
我带着钦佩、怜悯和恐惧来看待她的生活。做人不寻常在新西兰社会中是一个污名，“发疯了”则是不可补救的羞辱。
15年后，我不幸要经常光顾波里鲁瓦医院的K2病房。因为我的母亲多次要去那里寻求一点解脱，以摆脱她晚年因抑郁而无法克服的恐惧和苍凉无望。就这样，我踏上了珍妮特·弗蕾姆的领地——跨过了马克思横在走廊里的假腿，还推开了一个彳亍走向我母亲的老头儿，在休息室里，他带着惊人的企图把手放在她的扶手上，问：“伊蒂斯，我要是想在你的房里睡，得花多少钱？”
母亲毫不担心地说：“麦克，我告诉过你，我可不会和你谈钱。”
1963年，珍妮特·弗蕾姆回到了新西兰，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萦绕其生活的闲言碎语，她决定写下实情。正因如此，她写下了三卷本的自传，并以《天使与我同桌》这个标题将它们收录成集。这是我读到过的最美妙的声音之一，最动人的书籍之一，也是新西兰作家最好的作品之一。
她做到了写作中的极难之事，她找到了一种极其自然的声音，就像这些不是被写下来的，而是一直在那里一样。她没有犹豫；“珍妮特·弗蕾姆”诞生了，我们伴随着她一起长大。珍妮特所做的，比澄清对她个人经历的误判要多得多：她诉说了她全部的人生，这既意外地令人着迷，又充满悲剧色彩。除了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的那些年之外，我并不知晓她的两个姐妹在从未提及过的事故中不幸溺亡，我也不曾意识到小说家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在她的生命中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他提供给她栖身之所并教导她写作谋生。随后第三卷中的乐事是关于她的爱情故事，一桩发生在伊维萨岛上，另一桩是和一个穿双色鞋的西班牙男人。
珍妮特的独特才能，以及那些能成就她杰作的品质，或许正是在于她通过暴露自己的脆弱表现出一种深刻和率真；以及她冷静又正值地书写痛苦和屈辱，乃至就像是在书写自己的成功一样。她使我毫无防备。没有人要求我赞扬珍妮特，但我仍了解她的点点滴滴，并且爱戴她。
1982年的时候，母亲把弗蕾姆自传集的第一册寄给了身在悉尼的我，当时我正在澳洲广播电视电影学校学习电影。这书刚刚出版，在澳大利亚还买不到。第一次翻开《猫头鹰真的哭泣》的14年后，我再一次坐在自己的床上，再一次阅读珍妮特·弗蕾姆，这一次我读的就是自传集《天使与我同桌》的第一卷。这一次，我已经不再对卧室的情调有任何企图。我的床垫就铺在一块由四个牛奶瓦楞纸箱支撑起来的木板上，也没有什么床头垫和床罩。
我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珍妮特的书对我有巨大的影响。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啜泣。就像她重重地对着我胸口一拳。但打动我的不仅仅是珍妮特的人生，在阅读中我也重新经历了我的童年：在断层峡谷中探险，在蔬菜盒子做的篷车里玩很久“开拓者”游戏，在街角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公园玩绕圈球，还有在玛格丽特女王学院舞会被杰弗瑞·贝尔德抛弃的羞耻——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三周前甩掉他的罪有应得。
在悉尼的那个周末，我躺在床上，浮现出一个念头：要尽可能向更多人分享这种独特经验。我没想着我会帮到这本书，只是觉得电视剧可能会有利于更广泛地分享她的作品。于是，那一年晚些时候，我动身去找珍妮特·弗蕾姆。
1982年的12月24日，我见到了她。回新西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开母亲的车到莱文，向珍妮特讯问她自传版权的事儿。当时我28岁，我的教母玛嘉·戈登认识珍妮特，她给了我地址并安排了这场会面。
莱文是一个平淡、简单又整洁的城镇，每一座砖房或木屋都是同样的大小和样式。从这些房子中，通过前院里没有修剪过的金黄色草地，还有放在房子外用来隔音的额外一层砖墙，很容易辨认出珍妮特的家。屋子看起来空荡荡的，像是被遗弃了。珍妮特应门的时候我几乎吓了一跳。我们都很紧张。我本给她带了一些新鲜鸡蛋，不过却在一个转角急刹车的时候把它们打碎了。我想向她解释我差点出了意外，但我还没说完，珍妮特就焦虑起来。
“出意外？噢亲爱的，你没事吧？”
“不，不是我，是鸡蛋。”
我越绕越深。
“什么鸡蛋？”
（因为并没有鸡蛋；它们全打坏了。）
最终我们不再谈论车和鸡蛋还有意外，我跟她说了我有多么喜欢《致岛国》[2]。
珍妮特跟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她自由、更有生气和活力。她诙谐风趣，同时思维缜密。珍妮特的举止不落俗套，她也不在乎自己的衣着和外表。
我还记得她的屋子有点杂乱，碟子乱放在厨房里，洗手间也没有门，只有一个帘子替代。她还有一只好看的白色波斯猫，我们都非常喜欢它。过后，她带我穿过屋子，给我看她工作的地方。她把每一个房间，甚至是房间的每一个部分都归给一部正在写作中的书。房间被挂着的帘子隔开，就像在医院病房里为了医生巡诊或者保护患者隐私的帘子一样。这可能是受20多岁时进出精神病院的艰难日子影响，才得出的办法。在她最终要写作的桌上，放着一对耳罩。
“我受不了任何声音，”她解释道，“两层墙都没有用，这样我可得搬家了。”
我们坐下以后我先看了看表，因为我曾被告诫，不要在这儿待超过一个小时。
珍妮特和蔼又实在地建议我先等到读完后两卷自传再谈版权的事，看看我是否会和《致岛国》一样中意它们，后两卷预计要在1983年和1984年面世。在这之前，她不会对别人出售书的版权。她说她喜欢胆大妄为，这让我满心希望，尽管我还是一个学生。珍妮特看电影的品味比我老道得多，她跟我讨论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并说她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强烈气氛。
忽然间外面如电光霹雳，我们听见附近像有来福枪响。
“看来圣诞精灵来早了。”珍妮特说。
我们一边笑一边听见更多枪响。
“圣诞节你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我问。
“当然，圣诞节我要和几个非常要好的老朋友聚聚，”我们一边走到前门，她一边回答，“我要和勃朗特姐妹艾米莉和夏洛特一起过节。”
两年后我再一次拜访她，这次是和我的朋友兼制片人布里奇特·伊金（Bridget Ikin）一起。我们和珍妮特在她称之为餐厅的地方喝了茶，不过这里可没有放桌子，这里只有一张床，套着粉色的灯芯绒床罩。珍妮特和我们分别坐在床两边的椅子上，三个人都把茶杯小心地搁在膝盖上。当时气氛很愉快，没一会儿我就觉得我们仨就像是到医院去给谁探病，只不过病人不在，好似我们是太懂礼貌不好意思说破、要么我们都是达达主义者，故意不去提这茬儿。
我最后一次见到珍妮特，是我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两位制片人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和伊金，邀请她到奥克兰来我们的剧组探班。于是，珍妮特和我的教母玛嘉从莱文市结伴而来，玛嘉还在影片中露了脸。
在片场，珍妮特找了一张椅子正对着摄影棚坐下，她观察着我们拍摄、观察着我，而我也观察着她，我真感激她的关怀并给予我施展拳脚的机会。她并不想控制这里，不仅在那时，包括在之后适应劳拉·琼斯（Laura Jones）剧本的漫长过程中，她几乎都不曾指指点点或者要求改动。在一周的时间里，珍妮特越坐越近，直到周五——她在剧组的最后一天，她坐到了一张沙发上，那是拍在奥马鲁的弗蕾姆一家时用的电影道具。她拿着粉色页的通告单，上面印的电影圈行话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词汇：“杀青”、“通告”、“现场道具”和“上胶片匣”——她慢慢地发音吐字把它们读出来，就好像在品味这些新奇的东西。
珍妮特来的这一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珍贵的，梅纳德用一张有4个珍妮特的照片来纪念这段时光，照片上有童年珍妮特，少年珍妮特，凯莉·福克斯（Kerry Fox）饰演的珍妮特，还有珍妮特本尊。
我常常会苦恼，人们到底为何会喜欢我的电影《天使与我同桌》。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反响是我此前及此后的作品都不曾有过的。放映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部这么长的电影是如何为人们所接受。一个优雅高大的意大利女人坐在我的边上，她的肤色晒得就像煎好的培根，还穿着高跟凉鞋和一席修长贴身的晚礼服。她可不会令人联想到什么蓬乱红发、灰头土脸的新西兰人。我直挺挺地坐着，生怕看到她在旁边打哈欠。电影接近尾声时，她抓住我的手用意大利语小声说：“可怜，太可怜了。”[3]我心想：“这片子就这么没药救吗？”一边转过去看她，只见她泪流满面。她非常渴望知道，珍妮特的结局是否安好。随后主创上台时，这位优雅的陌生人拥抱了我，我被轻吻脸颊的时候还沾上了她的泪水。“太棒了！太美了！”她几乎大声地吼道。
这不是那一届最好的电影，但却是最受爱戴的。当《天使》被授予二奖银狮奖时，人们阻止评审团主席公布金狮奖得主。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人们反复颂着：“天使！天使！天使！……”
除我以外在场唯一见证影片成功的新西兰人，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销售代理。他早先就因为需要另付高价费用，跟我确认过不要叫酒店的客房服务。他还让我不要幻想我们的意大利经销商罗伯托·齐库托（Roberto Cicutto）会和我调情，因为他是一个同志。尽管如此，他也是这部电影的救星，是他让这部电视剧最终成为电影，又让这部电影第一时间亮相电影节。
拍完《天使》后我再没见过珍妮特·弗蕾姆。我们的生命并没有交集，但我对珍妮特，她的天赋以及她对文学献身的理解，仍然影响着我。我曾觉得她是孤独的，但如今我不这么看，她只是活在一个特殊的、近乎神圣的国度，从而远离丈夫、孩子和狭隘的社交圈等等这些世俗的需求和习惯。
2003年，在珍妮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已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面临着死亡。我读在一篇报道上读到她说自己的死亡是一场历险，“而我总是享受历险”。爱历险的小妮妮，生虫又能干的红发女孩。对一个诗意灵魂来说，没有什么伪装比这更好的了。
我后悔在她过世前没有写信给她，那时她仍会接收慰问和感谢信，有些信的地址只写了“珍妮特·弗蕾姆，新西兰”。这篇导言就是我对珍妮特的追悼信，致永远的珍妮特，你已成为神话，出了名的害羞，但仍与任何阅读这本书的人分享你的人生。
简·坎皮恩 2007［4］
注释
[1] 本段是小说中达芙妮所唱之歌，此句"Drop thy pipe / thy happy pipe"出自威廉·布莱克诗歌《天真之歌》序曲(Introduction to the Songs of Innocence)，由一个在云中的孩子唱出。
[2] 珍妮特·弗蕾姆三部自传分别为《致岛国》（To the Island），《天使与我同桌》（An Angel at My Table）及《镜子城的使者》（The Envoy from the Mirror City）。亦有台版译作译为《岛国天使》，《伏案天使》和《幻镜天使》。故电影的副标题为三部曲，章节名则分别对应三卷标题。
[3] 原文为意大利语“Poverina, poverina”，即poor thing。导演本以为是在说电影太烂，其实是指可怜的主人公。
[4] 上文根据Virago出版社《An Angel at My Table: The Complete Autobiography》中的导读译出，由简·坎皮恩写于2007年。原文没有标题，本篇标题取自2008年由《卫报》发布的该文的另一版本，题为《In search of Janet Frame》。
关于新字幕
本片原有OCR中字质量堪忧，16年曾有修订过。由于《天使》不仅和珍妮特的自传文本很有强的联系，片中还有大量英语文学著名的诗篇，包括莎士比亚、雪莱、丁尼生、叶芝、奥登等等。故小把戏再次修订了《天使》的字幕，订正了此前的错误，诗歌的翻译大多数都参考了名家译本，并增加了注释和少量特效。
珍妮特一家有7口人，人比较多，有的还有昵称，为了避免混淆，小把戏在公众号中附了珍妮特一家简介。影片中出现过的诗歌和译文出处，也一并附上。
获取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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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公众号 小把戏去冲浪——
2 ) 天使与我同桌
3 ) “苦难的经历是成长的财富”，质疑这句话的人会有多痛苦？
有一句话这样说，“苦难的经历是我们成长的财富”这样说话的人一般都是经历过苦难，且从中走了出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苦难在如今的回忆中是可以一直当作一种磨砺来对待的。苦难对于这些人来说可以是被当作炫耀的资本，因为后期他们成功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会转化为成功的基础，那些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能获得成功的人大有人在。
苦难是不是财富，这个因人而异，然然苦难就是苦难，没有人愿意去感谢它，因为亲历者却是在当时痛苦不堪，偶尔获得成功的人可以去感谢苦难，那些失败了的人呢，被苦难所击倒的人呢？我愿意相信他们并不是怯弱的，他们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
《天使与我同桌》是一部讲述苦难让人有所成就的故事，然而本片的主人公珍妮特最终获得的成功如果仅仅是苦难的使然的话，或许她并不愿意让这些成功傍身。
本片讲述的是一个叫作珍妮特的内向的女孩曲折的成长故事。童年时候的她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然而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珍妮特都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同学们并不喜欢她，因为她的一头卷曲蓬松的头发，珍妮特在家里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家里的小孩还有三个。没有人解决成长中所遇到的麻烦的珍妮特只能自己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期待着长大成人。
然而在成年后，甚至于找到了工作之后，珍妮特孤独的性格并没有丝毫的改观，悲剧依旧在她的成长道路中不断延续。珍妮特原本是一个教师，但却被误诊为精神分裂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长达八年。在八年的时间内，普通人可能会真的发疯，然而对于珍妮特来说安静的环境却有助于自己获得另一种方式的成长，她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写作并成功地成为了一名作家。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的珍妮特继续着自己的写作之旅，然而一切并没有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更加美好，珍妮特的写作之旅就如同她的坎坷命运一样，不断的经历着波折，不断地朝前走着，期间，她邂逅了短暂的爱情，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过客，在珍妮特的生活中并没有谁能留下痕迹。然而即使这样，珍妮特的写作事业却越发地进步了。但这真的是她所追求的吗？
《天使与我同桌》这是一部非常打动人的温馨故事，同时也是彰显出来了另一种冰冷的故事，珍妮特的故事之所以被人所记住的原因在于她获得了成功，珍妮特将苦难书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并最终成为了一个作家，然而那些没有办法书写自己的苦难的人呢？作家毕竟是少数，而那些多数的人依旧能获得关注吗？这是一个问题。
珍妮特如果不能获得成功，那么她的写作还有意义吗，那么她的人生还会被人铭记吗？我们所宣扬的苦难给予人成长，或者说成长中应该感谢苦难。这些话可以从任何成功人士的嘴里说出，然而这个世界上成功人士是大多数吗？当然不是，那些失败了的人，那些没有经历过成功的人，他们应该怎样描述自己的一生呢？
苦难并不是成功之后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也不是在失败时候催人奋进的动力源泉，苦难就是苦难，苦难需要的是安慰，苦难需要的是理解，苦难并不需要将他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将苦难转化为动力而去美化任何一个人的苦难经历，苦难就是苦难，如果有的选，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苦难。
珍妮特想要的是一个被人关注且被人需要的生活，然而她处处碰壁，她总是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交给那些对自己施舍一丁点善意的人，即使这种善意却总是匆匆。然而珍妮特依旧是用自己最大的爱去回馈这些善意。究其原因，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总是那个被忽视了的人。
或许珍妮特的故事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努力生活者的形象，但是个人都会有痛处，当这些努力幻化为一种成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然而珍妮特的故事如果不是一个安慰奖作为结尾，那么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太需要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但却经历了苦难的人们予以同情了，因为成功者已然用成功来获得了瞩目，而那些失败者却不曾拥有。
如果珍妮特真的患上了精神疾病，如果她在医院并没有学会写作，如果写作屡试屡败，如果……珍妮特依旧是珍妮特，如果有的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被很多人关注，一定会选择在自己的成长中做一个普通人，作家并不是她的最终目的，她要的只是爱和关怀，如果有的选，没人会拒绝？
……
你好，再见
4 ) 她却捡起了月亮
那时菲利普·塞默·霍夫曼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二流演员，却为这个天才的同性恋作家带来灵魂。卡波特曾经说 “没有人可以扮演我”，但他若见到霍夫曼想必也不会失望。
为了写《冷血》，卡波特花了几年时间接触和他一样敏感脆弱的杀人犯佩里。他几乎可以说是残忍地诱骗了这个和自己惺惺相惜的年轻人。而采访结束之后，他不再为佩里上诉，目送对方上了绞刑架。在《冷血》的盛名之后，他也终日酗酒，再没有写过一本书。
“我们就像是一对兄弟，只是佩里从后门离开，而我走了前门。”
对于卡波特来说，佩里就像一面镜子。他不知是爱上了佩里，还是爱上了自己。但是佩里的死，就像是他对自己宿命的判词。如果他不是一个作家，也许他本也会是个杀人犯。
我本来以为作家的人生都应该是这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但是简·坎皮恩显然不这样认为。
这部自传体式的作品，讲述了著名新西兰女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的前半生。上世纪的新西兰，并不像我们如今心目中的“中土世界”那样，永远是蓝天白云，明湖如镜。它还残留着殖民时代的烙印，阴郁、压抑、精致，永远笼罩着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旧时伦敦的雾。
而珍妮特也确实经历了太多苦难。她目送家人相继去世，还被误诊为精神分裂，被仰慕的教授哄骗进精神病院，接受了长达八年的治疗，甚至差点就要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这个现在因《飞越疯人院》《禁闭岛》而臭名昭著的手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受追捧程度简直让人无法想象。日本许多小孩子被他们的家长送去做前脑叶切除术，原因仅仅是家长觉得他们“不乖”。著名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姐姐也接受了这个手术，后半生都变成整天只会发呆的“木头人”。更可怕的是，二战前后，美国政府曾对一批遭受战后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集体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遭受了伴随一生的严重后遗症。
但这也是为什么连珍妮特的母亲都同意了为女儿进行这项残酷无比的手术。她在疯人院里孤立无援，最终拯救她的还是她的小说。在手术进行前数日，她的作品获奖，才使得珍妮特被幸免于难。可惜，更为不幸的是，在整部电影的是，这似乎是文学唯一一次对她产生实质的“作用”。除此之外，在简·坎皮恩的镜头下，这个女孩子显得实在太过平凡。
她曾经拥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父母和活泼的三姐妹，她的童年并不是没有阳光。但是她在这些年轻美丽的女孩里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因为她蓬松的红发、肥胖和笨拙。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无所适从。
她曾经有机会做一名教师，那样她想必就不会为生活担忧、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愿意娶她的男人，更加不会被关进疯人院。但是她面对着黑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终脱下了那双漂亮的小皮鞋，逃离了讲台。
她曾经有机会嫁给一个敦厚却无趣的男人。对方虽然显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谈粗鄙、也完全不理解她的创作，但至少他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她并没有留在那个伦敦郊区的小房间里。
她曾经和一个平庸、自我、热衷于夸夸其谈却懂得调情的美国诗人在西班牙拥有一段露水情缘，虽然那时她已经年过三十。她快乐得甚至无心拿笔写作。假如他们真的结婚，或许她会愿意为对方洗手作羹汤，做一个平凡却幸福的家庭主妇。
爱情让她前所未有的自信。当她笨拙地在水里像人鱼一样诱惑自己的爱人时，或许她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这样美丽，像提香笔下丰腴雪白的美人。但他最后还是回到美国。她和西班牙，都只是假期的消遣。
单单只看这部电影，我几乎不会意识到，一个像珍妮特一样羞涩和笨拙的女孩，对新西兰文学史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她的自卑、脆弱、敏感、内向，让我仿佛透过电影荧幕看到另一个自己。面对所有人都紧张局促，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内心丰富却没有勇气表达，这样的笨拙和尴尬，本来就是个人面对世界时的永恒难题。
成濑巳喜男也曾经在《放浪记》中描述过一位同样自卑敏感的女作家。在影片中饰演林芙美子的高峰秀子，贡献出了非常惊人的表演。她永远佝偻着肩膀，嘴角下垂、法令纹深陷，眼神像怨妇一样惫懒而颓废。
林芙美子出生贫寒、一直生活在温饱线上，文学对于她来说，同样是天赐的财富。除此之外，她和成濑其他的女主角一样，是一朵不能离开男人的菟丝花。于是她流连于一个又一个负心的男人身边，因为不断地被背叛，而被迫独自生活。她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都源于身边男子的离去。不同于其他温婉内敛的日本女性，她的眼神中永远充满不甘的戾气。
在成濑的男权世界里，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但她同样是被天赋选中的人。有一把火在她的心中燃烧，但也仅此而已。
所幸我们有简·坎皮恩。虽然她曾经说过“女性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标签”，但她毫无疑问就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导演。在她的故事里，年轻的女作家珍妮特所面临的每一个抉择，事业、爱情、稳妥、冒险，似乎都同样是我们现在同样时刻面临的困境。而她每一次都选择与传统背道而驰，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敏感、内向，却从不胆怯；不吝于反抗世界、追求自由，只是也无法勇敢地表达自己，只能不断地逃离。
无论是《钢琴课》《明亮的星》还是这部《天使与我同桌》，她的女主角永远都是自我封闭的女人。无论她们来自怎样的背景、拥有怎样的生活，哪怕是有济慈那样温柔的爱人陪伴，她们永远都是孤身一人。
只是在所有这些孤独的女孩子里，珍妮特注定是最孤独的一个，或许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因为她是真正的天才。
天赋就好像是一种无法剥夺的本能。即使她生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即使她从来没有获得任何人的鼓励和指导，即使被关在疯人院八年，创造的本能依然留在她的骨血里。
但是，这种天赋又何曾为她带来过什么呢？假如她不是这样敏感、自闭、醉心写作，也许她就可以像姐妹们一样，早早地和镇上的男孩子一起，然后生儿育女；当然也不会因此而被误认为患有精神分裂。如果她知道文学的天赋将为她带来怎样孤独的一生，她是否还会欣赏接受这份馈赠？
这个答案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就好像我也不会知道，如果平行世界真的存在，选择了结婚生子、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消磨时光的她，是否又会转而渴望做一个自由的女作家。因为平行世界并不存在。这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艺术家必须是自私的，他们只有足够深地走入自己的内心，才能听清楚那里的声音。你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无暇再去听另一个人的声音，更加无法为了接纳他人而改变自己。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公平，人人都要做选择。她们失去的只是一种人生的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恰巧代表着“普世的幸福”，代表着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它并不比其他可能更加重要。只是它确实曾经存在过，而她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们可不可以孤独并且快乐呢？答案是可以，而且只能是可以。每个人的结局或许可能有千百种，但现在却都只有这一种。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办法再回头。
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上帝。
5 ) 孤独崎岖荒芜的天才之路
4月23日真是个特殊的日子，首先是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亚诞辰日，又遇上世界读书日，在上海，影迷们迎来了“新西兰影展”，首映片是Angel at my Table。对于新西兰影片，除了大家熟知的Peter Jackson导演的脍炙人口的《指环王》等商业大片，在十几年前我欣赏了《钢琴课》、《鲸骑士》等佳片，而《钢琴课》的导演正是本片的导演Jane Campion，国际电影圈中一位大名鼎鼎的新西兰女导演。
观看本片之前几乎没有好好地看过剧情梗概。在放映前一天匆匆地网购了所剩不多的电影票。对片名《天使同桌》充满好奇。曾幻想这位天使应该是主角的一位女同桌，长得纯真美丽，看完影片后才觉得这真是无比天真、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幻想。后来查了资料得知这是根据新西兰著名女作家的同名自传小说三部曲改编而成，完全是确有其事（台湾出版过这三部曲的繁体中文版，而在我们这儿对于该女作家及其代表作，很少有人知晓）。导演选用了其中一部书名作为该片的片名。
电影开篇即展现出强烈的视觉化叙事风格，用几个大场景剪切、拼贴在一起，不需要夺人眼球的花哨，或是絮絮叨叨的叙事手段，也是《钢琴课》开篇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大气、美好、抒情。（到底是学绘画出身的导演）
一开始对于主角美好的幻想就破灭了。女主角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一头鸟巢般自然生长的橙红色卷发（麦当劳女孩），身材圆滚滚、长得不怎么讨巧，也是他们家姐妹中最肥的一个。影片以女主角第一人称口述而展开，观众肯定纳闷了，这样一个女孩有什么故事好讲述的，难不成长大后丑小鸭变成天鹅了？
如今是个看脸的时代，尤其是观众们都看惯了商业大片，里面都是长相俊美、身材一流的靓男倩女，怎能忍受看一个“土肥圆”在大屏幕里走来走去。
越是看到后面，越是发现女主角蜕变不成白天鹅了，到了青春期依然肥，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完全定型了。唯独好看的是服装，从上世纪30、40年代起，VINTAGE服饰真是好看、经典。片中男女身着大量“古着衣”，令人目不暇接。
至于剧情，还是别看了吧！太曲折、心酸了，没有令人很HIGH的point，天使呢？始终没现身，似乎出现过几个女同学，可都不算（其中有个西班牙移民过来的女孩，会跳弗拉明戈舞，还不错）。
不过正是这样的情节，使不少观众们看完后久久不能释怀，甚至引发共鸣，对女主角的故事感同身受。
从影片中女主角说过的关于写字桌的一句话，以此判断，这位天使不是人类，更不是神灵，而是写作。
女主角诞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甚至有些贫穷的农村家庭，她总是穿着破旧的毛衣。平时没有零花钱，还得偷偷从爸爸衣服口袋里拿。从小就是老师眼里的笨小孩、差生、甚至怀疑是弱智，被分到特殊班级，受到特殊授课的待遇。
有一个被称为“阳光底下最灿烂”的职业，这阳光辐射不到每个学生，不过还是有少许老师所散发的阳光照亮了女主角的心，犹如激活程序一样，激起了珍妮特内心的冲动与向往。
那就是写作。珍妮特开始痴迷于写诗、写小说。
在这方面她具有极高的天赋，试问老师：一个弱智学生，能有条理地讲好一个故事吗。
珍妮特内向害羞、不善言辞与交际。好不容易在大学毕业之际获得一个教师的职位，试讲时，却由于她害怕领导旁听而退却了。随着画面上的珍妮特无助地奔入森林中，观众的内心也随之low起来。
她选择继续在大学进修，却被大学老师认为精神有问题，而送入精神病院，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整整“治疗”了八年。这是什么诊断水平？
我看珍妮特很正常，一点也没病。她遭受了多次电击治疗，差点被切除脑额叶（否则就成真的痴呆了）。真是命运多舛的女主角。两个姐姐相继死于溺水，怎么天底下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在珍妮特身上。唯有写作使她自由，获得精神的慰藉。
透过本片，极大地讽刺了教育事业，老师以寻常眼光分析判断学生，以貌取人。像珍妮特这样有艺术创作天赋的人呢？差点就被扼杀了。
正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常陷入自我的内心世界，甚至不与外界交流，才能造就他们一个深邃的艺术灵魂，创造出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佳作。
试问一个经常喋喋不休，只知道成天在外面和人家吃喝玩乐，聊天、穿衣打扮的人，能静下心来，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创造出作品吗？
最终可喜的是在历经曲折、艰辛的道路之后，（当然也有一些贵人的相助）女主角终于成就了自我。
她一直找不到工作，因为她不是普通人，做不了普通人做的事，她是“the Chosen One”，上天选择了她去完成更重要、不朽、有意义的工作了。或者，普通的工作她也能做，但这只会耗损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打个比方：这世界上有几千万教师，可又有多少有成就的作家呢？
通过本片也给了教师警示，不要再带有色眼镜去看待学生，尤其是那些沉默少语、不合群，甚至有些木讷的学生，他们无法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不会拍马屁、嘴巴不够甜。可能某个领域的天才就隐藏在他们之中，老师应当积极地引导，让这些学生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一棍子打入冷宫。
本片使我激动不已（同是搞创作的人），唯有绘画创作与小说写作才是我生命的意义，这是我自3、4岁时起内心就有的召唤！我还不够努力，（在求温饱的基础上）我将坚持朝目标迈进！
Ps：写完这篇影评已是4.24凌晨，感觉这一天过得好充实！
6 ) 蒙太奇的运用
片中的心理描写细腻而有味道。珍尼特上中学时，一天姐姐玛丽叫她去游泳，她因害羞而拒绝了。姐妹们快乐地边跳舞边走出大门，而珍尼特却悄悄从窗口张望着她们沐浴在青春的阳光和小调里。这一段对比细腻地表现了珍尼特极度渴望拥有与常人一样的快乐生活，却因害羞而常时间的压抑自己。类似的段落在影片中随处可见，皆表现了一个女作家敏感而脆弱的内心。在紧接着的段落里。姐姐玛丽在外出游泳时被车撞死，珍尼特将姐姐刚才穿出去的大红裙子铺在床上，压平一个个褶子，那段阳光下的欢快小曲响了起来，珍尼特扑倒在红裙子上,含蓄地表现了珍尼特面对亲人死亡时极度的痛苦。
上大学时，珍尼特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贫寒的家境使她不得不放弃她一生最伟大的梦想去当一个教师，然而她的内心却有千万个失落。这种心情表现在当她正布置教室的时候，她的老师来找她。拿着粉笔盒不知所措的她情急之下竟将整个人缩起来，深深地想要将自己埋进柜子里。她是一个教师了，可是内心深处，她完全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教师。这种心理通过这个细节表现得细腻但却酣畅淋漓。
在影片结尾，珍尼特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梦想，然而未来仍有诸多坎坷。在破旧的房车外的夜里，小鸟唱着歌，它们传进珍尼特的耳朵里，变成了美妙的诗篇。结尾这里通过珍尼特在惨痛的人生里对诗歌抱有的爱恋表现出了这个脆弱得几乎疯狂的女孩其实一直在以最强大的毅力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坎皮恩拍片着力于视觉和声音方面不均衡的美。这也在《天使》中有所体现。例如珍尼特将要出国前的一段，影片做了一个闪切镜头，那是珍尼特的儿童时代，大面积的海景充斥着整个画面，明晃晃奔腾起伏得像一个梦境。珍尼特和她的小伙伴们在海边，只是几个小点，她们幻想般的歌声却盖过了整片海洋的咆哮。这种极不均衡的构图和音响效果用现代派的风格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强化了珍尼特出国的梦想。不均衡的构图还表现在爬满了整个画面的铁轨，或是大面积的新西兰苍凉美丽的风光。声音方面，刚才所说珍尼特痛哭姐姐去世时，用的是她还健在时欢乐的音乐，却比哀伤的背景音乐更加令人感到压抑和悲凉。
珍尼特幼年、少年、青年三个时期的人生经历，分别让三位演员表演这三个时期的珍尼特，但丝毫不让人有突兀的感觉。演员的挑选自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三个时期变化时导演所运用的蒙太奇。
珍尼特少年时代的基调是苦难，她害羞，敏感，脆弱。她周围有自然的宽广与人间的污秽与苍凉，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如何完成这个过渡呢？当成年的珍尼特（换了演员）走进我们的视野，耀眼却无温暖的阳光，无数不知方向的铁轨纵横交错，一个俯瞰的大场景。珍尼特边读书边沿着铁轨走着。画外音说明珍尼特就要远赴异乡求学。场景的选择别具匠心，因而也就有了巨大的艺术涵量和审美震撼力。珍尼特长大了，告别了从前的生活独自上路，但是她手里和少年时一样拿着诗集，这个复现蒙太奇指明画面上的人就是珍尼特。那么这条路是否正确呢？无序交错的铁轨似乎预示着前方并非一条坦途。然而她带着象征梦想的诗集上路，说明她并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这场戏大跳跃地完成了珍尼特从小到大的过渡，不但是时间、空间的，更是生命的，心理的。生活未来的信息通过场景的隐喻蒙太奇作了初步的揭示。
就像在第二部分结尾的那个心理蒙太奇所表示的那样，生活的海洋汹涌而来，珍尼特却能以最甜美的歌声予以回应。不是因为她的坚强，而是因为诗歌，她桌旁的天使，一直带着她迎向坎坷的未来。
劇情大致依照史實，把細節拍得很好。我們一樣是透過窺看別人的人生來面對存在主義式的孤獨。前半的成長感情豐滿（Jane Campion感覺是具有此能力的天才），後半稍平淡，是否也反映了人生的普遍軌跡？
她羞于启齿，她不善于谈吐。她可以选择疯癫，她可以选择结束。可她选择了她唯有的生活继续，哪怕只是平凡和孤独。文字是她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她喜欢低头浅笑，她喜欢会心不语，她喜欢将一切都放入自己那颗纯粹，干净，美丽而敏感的心。然后无声的承受。最后将这一切化为纯黑色的字符谱写于大地！
拍的不错的流水账。对应的自传有台版译本《島國天使》《伏案天使》《鏡幻天使》，从摘抄看文笔确实很诗意，倒不如直接看书
贫困、疾病、丧亲、无友、不算美、不被爱、孤苦伶仃，除了写作才华，活生生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8年精神病院生涯，差点要做lobotomy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幸亏手术前文章获奖了。小时候太可爱，橘子味棉花糖一样的大蓬蓬脑袋。以为是学校励志片，没想到竟然这么沉重……有点怪的英语口音+法语字幕
克制而写意的传记片，没有渲染，没有煽情，仿佛传主年迈之际的娓娓道来，期间当然难免有所跳跃。
前钢琴课时代的坎皮恩，还挺刻意的。女主角（们）选得好。
除《钢琴别恋》之外坎皮恩最好的片子...
歡樂易逝，須臾；哀愁難防，亙古。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或者說，孤獨是每一個人的永恆處境與存在狀態，那種落寞的姿態，像天使羽翅輕展，優雅地暈染開，氤氳著敏感的苦澀。那生活緩緩鋪展開，邂逅的人事零星綴點，像煙火一瞬絢爛，憂愁侵入，滲入肌膚。我愛那燃燒後的冰冷灰燼，我在那寂寞里恣睢狂歡。
字幕烂对这片有多伤 坎皮耶拍部儿童为主角的电影一定美爆
烂字幕……看得我晕不愣登、死去活来
从头到尾我只能看到她的苦难和笨拙。世界将她看做异类来排斥打压，竟然没有过一个人真正珍惜她的天赋。或许这正是导演所试图说的，才华并不能带给一个人任何东西。甚至说正因为拥有这样的才华，她才不得不将一切其他生活的可能都拒之门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上帝。
如此孤独的局外人，始终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无力融入的世界，渴望与痛苦燃烧成文字与诗章，那是宣泄的出口，唯一的浪漫。她似乎从来不懂得拒绝，无论伤害还是鲜花，只沉默地任由生活的浪潮裹挟向前。时间最终战胜了风暴，还她以内心如海般的宁静，hush-hush-hush...
打动我的不是灰暗中的成长过程，也不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描绘了一个「害羞」的人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并从始至终保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害羞」的图景。感谢有导演能拍我们这一挂的人。
158分钟没有一分钟觉得无聊，摄影太美
一天看两个好看的片在运气上有点过于奢侈。。这个也说不上哪里特别好看特别有共鸣，但就158分钟都看得很顺，每个姑娘都很美。。喜欢她裸在水里对一个渣男傻乎乎地卖弄风情，特别美的肉体。。
我真庆幸我直到现在才看了这部作品//杜昳雯在《导演之维》第五章《简·坎皮恩电影的女性主义创作观》中写道：“简·坎皮恩通过将自身经验投映到弗兰身上塑造了这个理想女性的形象并完成了电影中女性和自身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但这还不是结束，她试图通过这个理想女性的角色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坎皮恩试图表现弗兰饱受折磨的人生渐进式的升华，从一个‘正常状态的女孩’到一种‘真诚痴狂的他者’再到‘宽广坚定的自我’的三级转变。”//应该可以理解到 拍摄电影是坎皮恩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 通过摄影机她观察世界寻找自我树立风格 以哲理性的审美的表达将电影胶片转变为一面朝向自己的镜子一副描摹自身形象的自画像一台投射自我影像的投影仪
敏感而美丽的灵魂，往往过于孤独，文字是心灵绽放的出口。
细密绵长，困苦疼痛，女作家传记，简·坎皮恩的女性诗情。那一头火红的蓬松短发。
简·坎皮恩擅长拍摄温柔、细腻、百转千回的故事，即使西部片《犬之力》也拍出了亨利·詹姆斯式的优雅精致。《明亮的星星》是关于济慈的传记，而《天使与我同桌》则是澳大利亚作家、诗人珍妮特·弗雷姆的三部自传的改编，其中引用了叶芝、奥登、莎士比亚、丁尼生、雪莱等人的诗句，可见导演的趣味也许受到浪漫主义至现代主义的英语诗歌传统的影响。检索发现简·坎皮恩曾经是在大学学习文学的。但是《狗的力量》这部电影却是修正主义西部片，可见作家的趣味是广泛的。不过《狗的力量》也是根据知名同性恋小说改编的。一位女士的肖像是 1996 年的电影改编自亨利·詹姆斯 1881 年的小说《一位女士的肖像》，由简·坎皮恩执导。
#重看#@百丽宫；三幕结构写尽孤独卑微敏感的灵魂声色，在我们还没建构好自己的世界之前，都曾体味到那些无法言说的心动、幻灭、绝望与新生，生命长河里的明浪暗涌，都无法阻止微缈而倔强的希望，因为每层地狱里都住了一个天使，感谢这些曾与我们同桌的天使，稀释些许现实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