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

最近两天的成果就是看了这部真诚的、“种族主义”的经典大作，享受了若干次洗脑快感中的一次。真的，看过这个片，颇有种[猿猴星球]的感觉：黑人执掌权柄、横行霸道，白种人要被迫低三下四，文明秩序即将被颠覆，黑云压城……黑人不是野心勃勃，就纯属坏种，最不济的就是一众安心作奴隶的；反之，白种人都富有教养，若不是因为黑人，几乎都是“从此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终于，火山爆发了，他们组织起3K党捍卫自己的荣誉。

看过，我就颇怀疑美国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段“黑”云压城的岁月么？如果这样，黄种人兄弟都要表示怜悯一下，同时也要愤慨历史书的种种胡扯了。其实怎么样呢？原来是政治头脑不灵光的格里菲斯老师看了南方作家托马斯·狄更斯的作品《同族人》，觉得是个拍电影的好素材，然后就拍了同名的电影，上映时改成现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名字。随后就捅了马蜂窝，有禁映，有声讨，大家也怀疑“导演的良心让狗吃了”。格里菲斯老师可是拍了十一部南北战争的影片啊，好不容易积累了拍战争场面拍大片的经验，哪里想到大家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艺术结晶，于是就写了《美国言论自由的产生与没落》辩白。针锋相对间，丑闻刺激了大家的窥视欲，所以成就了这部截止1988年的最卖座电影。唯独可惜的是，广大美利坚fen青和良知的公敌不仅没有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反而挣得盆满钵满，不仅开创了好莱坞的纪元，而且有能力在[党同伐异]里面糟改。

无论艺术价值还是历史作用，[一个国家的诞生]都算得上殿堂级影片，里面“大理石人”和“喀麦隆”两家诸位都栩栩如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浓香四溢的种族主义情绪很容易“教坏小朋友”。参考[性书大亨]和[意志的胜利]，凡此种种都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电影本身只是电影，其社会意义本身完全不足以成为评判艺术甚至作者本人的标准。事实上，格老对种族主义并没什么特别的好感，他的本意在反战，却犯了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话说回来，这又涉及到一个“兼听则明”的问题，在思想只以一维两维程度存在时，蒙蔽和误导就很容易出现。如果从小到大只能看到[一个国家的诞生1、2、3……]和《环球时报》的话，一定会觉得白人黑人都是坏种……除了我们，什么人都不足信了。动不动就把谁钉在耻辱柱上，尤其是懵懂的文人骚客艺术家们，说来说去都是心虚的表现。世间本无耻辱柱，想钉就钉在自己心里，蛊惑公众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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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与北方，黑人与白人，爱情与仇恨，以及禁锢与自由，阴暗与光明，当1915年的影像以“革命的诗意”和自由的思想对准50年前的那场战争的时候，这样的对立似乎在一个国家“隐形”的诞生中消弭了，甚至连“自由，统一，不可分离，现在直到永远”的期望已经完全跨越了种族、政治和爱情，在戴维·沃克·格里菲斯构筑的乌托邦里呈现出和平、友爱和真诚的终极意义。但是，那受苦民族看到的希望并非在这终极意义的表达中画上了句号，到底什么是战争中的正义？什么是民族的自由？或者什么是真正的“国家”？一个国家的诞生，其实也是一个爱情的诞生，当海边甜蜜的爱人相拥在一起，他们看着远方，那一段经过战争和重建的迷失，重新获得爱情是不是就是那个在和平之城里的仁爱君主？

仁爱是女孩从小学习的礼仪，是一封信里热情的措辞，是南北两个家庭的友善来往，也是那藏在本·喀麦隆身上的女孩爱丽丝的相片，还有那一只无忧无虑被宠爱的猫，这些生活的细节构筑的是非战争的场面，不管是斯塔曼家族的大儿子和喀麦隆家族的玛格丽特，还是本·喀麦隆和爱丽丝·斯塔曼，他们之间的爱情，都绘制出了和家族地理、家族身份和政治抱负无关的友爱世界，他们嬉戏，玩乐，尽情享受那种战前的自由与和平。但是这过于理想化的生活场景必将在一场“不断聚集”的风暴面前被无情摧毁，所谓分离，并非是南北地理意义上的分割，而是两个家族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卷入，“唯一的梦想是再次相遇”，两个家族被南方和北方这一场战争无情隔绝，留下的只是某种对仁爱的向往。
 
战争在慢慢发酵，战争在不停地酝酿，那个黎明的征战成为两个家族走向隔离的开始，林肯签署的宣言，第一次号召把国家意志凌驾于独立州之上，加入志愿者就是加入了军队，就是走入了战场，两个家族的男孩各自加入了自己的军队，他们在战争面前成为了敌人。而在南方，“他们的州旗上体现了南方精神”，而对于南方精神的解释是：“胜利或者死亡，我们必须为正义而战斗。”何为正义？在公牛战争后，联邦政府的旗帜受到了洗礼，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所谓的精神，所谓的洗礼，意味着战争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喀麦隆家族的母亲为三个儿子举行出征仪式，和军队的出征仪式不一样，母亲给了孩子们心爱的礼物，这是爱的仪式，但是无情的战争对于战场中的人来说，能收到一封妹妹的来信比什么都重要：“我非常想见你，我已经长大，变成了一个大姑娘。”那Kisses的复数是无数吻的总和，是一种亲情的凝结，是对于战争的另一种谴责。这时距离出征已经两年，生命还在，但是战争上无时无刻发生的死亡事件仍然将这样的爱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战争体现了它艰苦、愤懑和牺牲的一面。”其实这里没有正义，只有战争本身。而战争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死亡。爆炸、炮火、烟雾，遮挡了一切，摧毁了一切，一边上演着宏大的战争场面，一边却是个体的痛苦和无奈，在平行蒙太奇的交织中，让人体会到的是战争的无情和惨烈。喀麦隆家族的几个儿子死了，唯有本·喀麦隆还在战争上奋勇杀敌，这个被称为“小将军”的士兵在一系列命令中冲锋陷阵，而他最后一次战役的对手就是菲利普·斯塔曼，曾经两个家族的友爱在战争面前成为了仇恨，甚至仇恨也只是战争工具论的一个符号，占领了战壕，却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这才是战争中最无情的一面 所谓胜利，其实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死亡，它会瞬间降临，夺走人的全部希望。对战争最反叛的或者是“小将军”对一名倒下来的联邦军队士兵的人性关怀，他给奄奄一息的士兵喝水，而对面的联邦军队士兵竟然为这“义举”而欢呼，人性超越了战争，这或者可以看到格里菲斯对于国家乌托邦构筑的努力，在激烈甚至惨烈的战场，“小将军”用自己的爱换回对方的尊敬，而当“小将军”以自己的身体将战旗插上对方的炮口而倒下时，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说他被俘而送进医院却被又被打死，是不是又是一种乌托邦神话。

而神话似乎一直在演绎，在战地医院，小将军竟然遇到了自己胸口一直藏着的那张相片的女主角——爱丽丝·斯塔曼。这是爱情的真正萌芽，连个人面对面，羞涩、满心微笑，或者局促不安，都是对于这两个人爱情的最浪漫表达，“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你在我身边很久了。”无形之爱，甚至超越了肉体，而成为精神的一种寄托。而当他们直面现实的时候，这里仍是没有结束的战争，仍是“小将军”面临被绞死的命运。那么除了超越战争的爱情，能给人一点心灵愉快的慰藉，还有什么可以改变命运？

那就是宽恕，“小将军”的妈妈和爱丽丝一起到司令部，请求林肯赦免。而伟大领袖林肯果然签署了赦免令，小将军得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在国家意志下，独立州的自由结束，在一场投降的“格兰特协议”面前，似乎战争已经结束，似乎那种“自由、统一、不可分离，现在直到永远”的政治宏图已经实现，但是这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或者说只是国家意志的胜利，是南方精神的胜利，是有限的正义的胜利，但是对于这个被战争弄得千疮百孔的国家来说，它无可回避的问题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到底会走向哪条道路？

曾经在战争期间，这样的问题就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一支由白人军官带领的黑人民兵蹂躏了派蒙德，街上的白人被无辜打死，而喀麦隆家族就在这个城市里，所以那些黑人洗劫了家族，并且企图强暴喀麦隆家的每一个女眷，老喀麦隆被打伤，母亲和女儿们躲在一间地下室里，他们的脸上是惊慌和不安，在恐惧地等待中，联邦军队赶到，击溃了这些黑人，拯救了他们。但是黑人与白人的对立并没有消除，相反，在真正结束之后，这个问题变成了国家重建中最棘手的问题。而伟大领袖林肯因为对南方的态度过于温和，而遭致激进派的不满，对于激进派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绞死那些领导者，而把他们的州变成被征服的省，在这些激进派中，斯塔曼无疑是个实践者，这个在战争期间就成为国会主席的议员，一直主张废奴，但是废奴并非仅仅是给黑人以政治权利，而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得到更多的特权。所以战后激进派和温和派在黑人地位的不同意见最终导致1864年4月14日这个“仇恨的日子”到来。

为了纪念战争胜利，在福特剧院演出了《美国表兄》，林肯观看了演出，但是一颗仇恨的子弹在这个仇恨的日子打响，林肯被刺杀，凶手从二楼的观众席上跳下，口里叫着“永远的暴君”，这一枪不死的不是林肯一个人，而是温和派在战后重建中的失势，也将种族问题摆上了美国历史的前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曾经大量的非洲黑人涌入这个国家，在格里菲斯看来，“他们的到来给美洲大陆种下了第一颗不和的种子”，这颗不和的种子不断地发芽成长，也成为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而在林肯死后，斯塔曼和他栽培的黑人手下萨拉斯林奇变得一场兴奋，因为他们将变成美国最有权力的人，而对于南方喀麦隆家族来说，却失去了“我们最好的朋友”。

最有权力的人，对于黑人的政策是让黑人有更多的选举权，他们将南卡罗莱纳作为推行他们黑人政策的试点州，亲自实行他们透过选举作票加强南方黑人力量，而林奇自然成了斯塔曼手中的一颗棋子，“我会把这个人作为他民族的象征。”所以在斯塔曼-林奇的体系中，黑人成为政治主角，不仅在选举权上，还在其余各种权力中，不仅获得了和白人的平等权，甚至出现了将白人踩在脚下。在选举日，黑人有选票，而白人却被剥夺了选举权利，在1871年的选举中，黑人政党控制了州议会101个席位，而白人只有23个，议会被黑人控制，而林奇成为地方长官，通过的法律包括：白人要向黑人致敬，允许黑人和白人通婚。

这是现实的政治，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黑人却用一种野蛮和愚昧实行了对州的控制，他们在议会上喝酒、吃鸡腿，甚至还把鞋子脱了将脚搁在桌子上，而这种黑白对立的生活对于喀麦隆和爱丽丝的爱情来说，无疑也受到了重大打击。起初他们在战后的重建中迎来了他们的真正的爱情，他们相拥相吻，行走在街上，那只可爱的鸭子成为他们爱情的信物，“我会每天在家里看着你，那时爱情的眼泪和史诗。”但是在这一场爱情的背后，总有另一双贪婪的眼睛，那就是林奇，对爱丽丝觊觎的林奇以威胁的口吻对喀麦隆说，那人行道是黑人的，所以他们必须让开，必须向黑人致敬。而斯塔曼则用更无情的观点来拔高黑人，他说，我们应该用南方黑人的脚后跟来踩碎南方的白人。而对于他来说，对于女儿爱情的牺牲也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所以他禁止女儿爱丽丝和喀麦隆来往，让他们断绝关系。无奈的爱丽丝只好忍痛割爱，取消了婚约，忠诚于父亲。

但是这种对黑人权利的争取反而造成了“可怕的结果”，一方面是喀麦隆和爱丽丝爱情的终结，另一方面则是喀麦隆的妹妹被黑人高斯的追求中跳崖而死。那是一双贪婪的眼神，那是一双饥渴的眼神，在眼神背后是对于白人的霸占，在森林里用“我想结婚”追逐喀麦隆的妹妹，而妹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下悬崖。他的死是对于高斯霸占的反抗，但更大的意义或许是白人对于畸形的黑人统治的反抗，而当喀麦隆赶来的时候，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而妹妹的死亡似乎也唤醒了他的反抗，“从她身上看到了尊严，这一刻我们不应该悲痛，因为她在死亡之前已经找到了快乐。”这种被称为“快乐”的反抗激发起另一种斗争，和自己迷失的爱情一样，喀麦隆亟需改变现状，所以他从白人小孩装鬼吓跑黑人小孩的游戏中受到启发，组建了三K党。

白色衣服，白色头巾，白色战马，这白色的世界是白人的象征，用这种色彩符号组建自己反抗黑人的“白色帝国”，他们的目的就是将白人从黑人的脚下解放出来，他们复仇打死了高斯，在城市中制造事件，而三K党在林奇领导的地方被判有罪，他们加强防守，对于所有和三K党有关的人进行捉拿，而老喀麦隆因为家里藏有大量三K党标志的衣服，而被捕并游街，最后虽然被解救，但是在一个乡村的小木屋里被黑人围攻。另一方面，三K党开始实施计划，他们出征前将喀麦隆妹妹的鲜血染在战旗上，“南方妇女的鲜血”成为他们反抗的符号和动力，他们要在文明的祭坛上祭献牺牲，他们举起古老民族的象征，用曾经洒满黄沙的鲜血来点燃火炬，他们的目标是解除黑人的武装。

在这场新的战争面前，爱丽丝无疑是夹在两派之间的无辜者，一方面支持黑人的是他的父亲，另一方面组建三K党的是自己的爱人，所以她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单纯来求得和解，在她进入林奇的办公室的时候，她已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陷阱。对于爱丽丝觊觎许久的林奇自然不可放过这个机会，在被拒绝之后，他用暴力将爱丽丝捆绑起来，并用一种暴力的形式举行婚礼，而作为一个黑人的代表着，格里菲斯将他塑造成一个贪婪、野蛮、利欲熏心的人，除了偏见，或者也反映了格里菲斯的单一思维。而斯塔曼作为支持黑人运动的人，也尝到了苦果，林奇在逼迫爱丽丝成婚的时候，也威胁了斯塔曼，这个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人如今却反过头来狠咬了自己一口，甚至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

而在这危险之中，拯救者出现，那就是喀麦隆率领的三K党，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节节胜利，最后冲入林奇的办公室，解救出爱丽丝和他的父亲斯塔曼，最后在“一分钟营救中”的经典中救出了困于小木屋的老喀麦隆一家。那小木屋或者也是在战争重建时白人地位的象征，风雨飘摇，孤立无援，随时会被围攻的黑人冲破，而躲在屋子小女孩脸上泪水的特写似乎正在用一种苦难期盼救赎，而三K党的到来，冲破黑人的禁锢，将处在水深火热的白人解救出来，不仅如此，在这个城市里，三K党人解除了黑人的武装，重新还白人政治权利，从此黑人膨胀的欲望得到扼杀，似乎在正义中重新回归秩序。

三K党成为正义的化身，成为苦难白人心中的神，这当然是格里菲斯在他自己创造的电影帝国里最争议的部分，那些黑人总是用贪婪的眼神注视着白人女人，他们破坏了规则破坏了生活，他们制造了恐怖制造了死亡，他们夺取了权力夺取了议会，甚至电影中的主要黑人角色也都是白人黑脸扮装而成，这种颠倒的性别论在50年后依然成为格里菲斯无法摆脱的禁忌。而他对三K党的正面塑造，也成为美国电影史上最让人诟病的段落，这部11万美元打造的电影，在上映之处就引发对立，波士顿、费城及其他大城市发生暴动，而芝加哥、俄亥俄州、丹佛、匹兹堡、圣路易、堪萨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则禁止此片上映。据传，在印地安纳州的拉法叶，一名白人在看完此片之后杀害了一个黑人青少年。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诞生》，格里菲斯或者并不只是在寻找政治中的救赎者，对他来说，南北战争的反思似乎更重要在于“不可分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国家的期望，也是人性中关于爱，关于美好的希望。“我们难道不敢梦想一个不再由残忍战神统治的黄金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之城里安坐于友爱殿堂的仁慈君王。”这句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在耶稣圣像光芒下，城市重获平静，相爱的人终于能够勿扰地坐在大海边上，相拥相吻，对于在这一场战争中遭受戕害的“小将军”和爱丽丝来说，磨难之后的爱情似乎更为宝贵，而这种爱情生活就是在和平之城安坐于友爱圣殿的仁慈君王，也就是说，格里菲斯更想在这部史诗电影中寻找到简单而统一的爱，知道永远的自由。从战争期间两个家族无忧的交往，到战争爆发后战场上消除敌我的人性关怀，以及在重建初期那小鸭子的爱情信物，都让人体会到爱的美好和可贵，但是对于爱情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对立，这里有政治抱负的对立，这里有南北生活上的对立，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战争，也就是说，在格里菲斯看来，种族问题是战争带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这部作品在我们让大家体会到了一种思想，仇恨所造成的战争带来的是一片瓦砾，我们的努力就不白费。”战争的仇恨造成了分离，造成了黑人和白人的对立，而种族的矛盾也使所有美好的东西被摧毁被颠覆，所以，随后如神般的三K党的降临，就是消除这种对立的畸形努力，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爱情的诞生。

抛除政论上的歧义，《一个国家的诞生》的确是格里菲斯打造的电影艺术的帝国，1915年的黑白影像用三个小时的时长奠定了商业电影的基础，它是当时收益最高的电影，据现有的谢巴德版DVD封面所述，此片的门票收入超过一千万美元，并保持了无声影片最高票房纪录。而电影中宏大电影场面的描写与细微特写的结合，将电影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包含着格里菲斯真诚的创作热情。“一种对电影艺术的追求，我们不害怕批评，因为我们不想对不恰当和低级进行攻击，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一种自由来展示错误的阴暗面，这样我们可以揭开道德光明的一面。”用电影来反击，这是艺术的胜利，只是黑与白的对立似乎永远成为了格里菲斯生命中涂抹不掉的颜色。

  
《一个国家的诞生》（英语：The Birth of a Nation），又名《同族人》（The Clansman），是美国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性的电影之一，也因为电影播放时间长达三小时，成为有史以来，世上首部具有真正意义的商业电影影片。 　　此片由戴维•沃克•格里菲思执导，情节设定在南北战争期间及战后，于1915年2月8日首映。由于拍摄手法的创新，以及因为对白人优越主义的提倡，以及对三K党的美化所引起的争议性，使得此片在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剧本是改编自汤玛士•狄克森（Thomas Dixon）将三K党描写成英雄的小说和舞台剧《同族人》。

此片最初是以一个中场休息分为前后两部份的。故事的前半段描述内战前的美国，从两个家族的并排对照切入：北方的史东曼家族（Stonemans）包括主张废奴的众议员奥斯汀•史东曼（原型是重建时期众议员泰迪尔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女儿爱茜（Elsie），而南方的卡梅隆家族（Camerons）则有两个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和芙萝拉（Flora））和三个儿子（最有名的是班（Ben））。 　　史东曼家的男孩们到南卡罗莱纳的卡梅隆庄园去拜访卡梅隆一家，那儿是老南方（Old South）的顶点，也是老南方所代表的一切最繁华的时代。史东曼的大儿子和玛格丽特•卡梅隆坠入情网，班•卡梅隆也望着爱茜•史东曼的画像如痴如醉。南北战争爆发时，这两家的每一个男孩各自加入了己方的军队。一支由白人军官带领的黑人民兵洗劫了卡梅隆庄园，并且企图强暴卡 梅隆家的每一个女眷，但邦联军队击溃这些民兵，拯救了她们。同时，史东曼最小的儿子和卡梅隆家的两个男孩都战死沙场；班•卡梅隆也在一场英勇的战斗中负 伤，这一战使他赢得了“小上校”（the Little Colonel）的绰号，这也成为了在之后的情节中影片对他的称呼。小上校被送进一所北军的医院，在那儿和担任护士的爱茜重逢。战争结束，亚伯拉罕•林肯在福特戏院(Ford's Theater)遭到暗杀，则使奥斯汀•史东曼及其他激进派众议员得以透过重建“惩罚”南方的脱离联邦。 　　后半段则开始叙述重建时期。史东曼和他的黑白混血门徒塞拉斯•林奇（Silas Lynch）来到南卡罗莱纳，亲自实行他们透过选举作票(election fraud)加强南方黑人力量的计划。同时，班受到白人小孩装鬼吓跑黑人小孩的启发，想出了一个试图扭转南方白人明显失势状态的计划，那就是组织三K党，尽管他成为三K党一员的事实激怒了爱茜。 　　随后，一个性格凶残，图谋占有白种女人的前奴隶格斯（Gus）粗野地向芙萝拉求婚。她逃进森林，格斯紧追不舍；最后，在断崖边上无路可逃的芙萝拉跳崖自尽，以免自己遭到强暴。三K党的反应则是追捕格斯，将他私刑处死，并把他的尸体放在副州长塞拉斯•林奇的门前。林奇随即展开报复，下令取缔三K党，卡梅隆一家逃过黑人民兵的追捕，躲进两名前联邦士兵所住的一间小屋；根据字幕，两人同意帮助他们过去的南方敌人捍卫他们的“雅利安人的天赋权利”（Aryan birthright）。 　　这时，在奥斯汀•史东曼离开之后，林奇试图逼迫爱茜嫁给他。乔装打扮的三K党人发现了她的处境，赶紧到别处求救兵。此时势力达到极盛的三K党骑着马 回来解救她，并且把握机会将所有黑人逐出他们的住所。而在此同时，林奇的民兵开始围攻卡梅隆一家藏身的小屋，但三K党人又一次及时拯救他们。大获全胜的三 K党人上街游行庆祝，镜头随即跳到下一次大选，三K党成功地将所有黑人剥夺公民权。电影的结局是双重大团圆，菲尔•史东曼和玛格丽特•卡梅隆，以及班•卡梅隆和爱茜•史东曼两对佳偶终成眷属。最后一幕显示，遭受神话般的战神压迫的大众，突然发现自己在耶稣基督的圣像下重获平静；最后一行字幕更是极尽华丽地呼吁：“我们难道不敢梦想一个不再由残忍战神统治的黄金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之城（City of Peace）里安坐于友爱殿堂（Hall of Brotherly Love）的仁慈君王。”


全片是以汤玛士•狄克森的两部小说《同族人》和《美洲豹的斑点》为蓝本。二月在洛杉矶克鲁恩会堂（Clune's Auditorium）首映的片名仍是同族人，但由于作者汤玛士•W•狄克森的建议，三周后（3月3日）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自由剧院（Liberty Theater）正式举行东岸首映时，片名也随之更改。 　　片名自“同族人”改为“一个国家的诞生”，反映了格里菲斯的信念：在南北战争前，美国只是一个由彼此敌对的各州所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北方战胜了南方分离的各州，则最终将联邦各州结合于同一个国家权威之下。然而，三K党即使到了今日也以保卫“白人女性”的“隐形帝国”和“隐形国家”自命，因此也有些人将片名解释为“一个隐形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Invisible Nation）。

政治意识形态 　　 《美国人民史》被引述于“一个国家的诞生”
此片由于对历史的诠释角度而倍受争议。休士顿大学电影史学者史蒂芬•敏兹(Steven Mintz)将此片传达的讯息概述如下：重建是一场大灾难，黑人永远不可能平等整合于白人社会之中，三K党的暴力行为则被合理化为重建正直政府的行动。此片将内战后的南方描绘成因为南方的敌人（废奴主义者、黑白混血儿、和来自北方的提包共和党政客）操纵黑人对抗南方白人而岌岌可危，并暗示三K党是重建秩序的一方。这也是当时美国白人历史学者几乎一面倒的看法，其中以唐宁学派最具代表性，但它也受到W•E•B•杜波瓦(W.E.B. Dubois)及同时其他黑人历史学者的强烈批判，而唐宁学派对这些人完全不予理会。某些学者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坚持这个观点，例如E•梅顿•寇特(E. Merton Coulter)的《重建下的南方》(The South Under Reconstruction，1947年)；直到1950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能让新一代史家（如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重新思考重建时期，对那个时代产生不同的看法。 　　此片的许多内容在今天的观众看来，似乎都是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片中的黑人色眯眯地尾随着白种女人，黑人议员则在议事进行中大啖鸡肉，还把鞋子脱掉。尽管此片用了几位黑人演员饰演次要角色，但绝大多数的黑人或混血儿角色，都是由黑脸扮装(blackface)的白人演员饰演。这是好莱坞当时的流行风尚，因为任何一个和白人女演员近距离接触的角色，都必须要由白人男性饰演。（例如，卡梅隆家的女仆不仅是白人，而且明显是男性。） 　　其中一段插卡字幕(intertitle)宣称，接下来的场景来自于一帧州议会的真实照片；但这段字幕事实上被安插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法庭场景，而后 随场景淡出，开始上演黑人的哗众取宠闹剧。这被认为是格里菲斯的掩饰手法；他实际上是以空无一人的法院照片作为场景来源，但却以字幕的说法误导观众。 　　回应 　　尽管此片获利丰厚，也获得一些白人影评及广大白人影迷的喜爱，却也从上映开始就遭受黑人的强烈抗议。电影在各地的首映广受新近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抗议。格里菲斯说，严厉的批判令他感到意外。 　　《一个国家的诞生》所表述的政见，使它一上映就引发对立。波士顿、费城及其他大城市都发生暴动，而芝加哥、俄亥俄州、丹佛、匹兹堡、圣路易、堪萨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则禁止此片上映。据传，这部电影创造了一个鼓励白人帮派攻击黑人的氛围。在印地安纳州的拉法叶(Lafayette, Indiana)，一名白人在看完此片之后杀害了一个黑人青少年。 　　原著剧本《同族人》的作者汤玛士•狄克森曾是威尔逊总统的同班同学。狄克森在白宫为总统、部会首长和他们的家人安排了一次放映。据报导，威尔逊对电影的评语是“宛如以闪电刻划历史。我唯一的遗憾是，这一切竟是如此真实。”亚瑟•林克(Arthur Link)在《威尔逊：新自由》（Wilson: The New Freedom）一书中则引用威尔逊机要秘书约瑟夫•塔默提(Joseph Tumulty)的证言，否认威尔逊说过这些话，并宣称“总统在放映之前对这部剧本的性质一无所知，并且从未对它表示赞许”。这个在报章杂志上一再重复出现的错误引述，显然出自狄克森本人，他为了宣传这部电影几乎不择手段，甚至以“联邦政府认可”的名目进行推销。然而，在此片引发的争议扩大之后，威尔逊却在私人通信中表示不赞成这一“不幸的产品”。 　　几位独立的黑人制作者则发表了埃米特•史考特（Emmett J. Scott）导演的《一个种族的诞生》（The Birth of a Race，1919年），以回应《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描绘黑人正面形象的影片惨遭白人影评痛批，但黑人影评，以及前往种族隔离戏院观赏的影迷们却赞不绝口。身兼导演、制片人和作家三者的奥斯卡•米修(Oscar Michaeux)也以《在我们的家门里》（Within Our Gates，1919年）回应《一个国家的诞生》，并以一个好色的白人侵犯黑人女性的情节，逆转了格里菲斯片中的一个关键场景。 　　《一个国家的诞生》也和三K党的复活密不可分，它在长期销声匿迹之后，于此片上映的同一年重振旗鼓；它还影响北方对于南方舆论的转变。即使已经过了半世纪，亲邦联的理想主义仍在南方流传，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造成阻碍。直到1970年代，三K党仍将此片用作招募新兵的工具。 　　即使在上映将近一世纪之后，此片仍然充满争议性。2000年2月22日，《洛杉矶时报》编辑克劳蒂亚•考克尔(Claudia Kolker)在一篇名为〈历史学家正视国家血腥过往时的痛苦呈现〉的报导中写道： 　　一战结束既带来了经济危机，也引发了一场影响遍及少数族群和工会团体的恐共热潮。就在三年之前，死去多时的三K党则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帮助下借尸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