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间

因为主演是朱丽叶·比诺什，才会去欣赏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原因嘛，导演埃玛努埃莱·卡雷尔为什么要给电影安排一个我们读起来特别费劲的片名？

电影好看，就去按图索骥——原来，这是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将片名意译成“两个世界之间”或者“失业风暴”，都辜负的原著作者特意将地名标注在封面的一片苦心，因为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愿望是，非常客观地再现发生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故事。而当埃玛努埃莱·卡雷尔决定将《乌斯特雷姆的码头》影视化，他不想放弃弗洛伦斯·奥贝纳斯这样的良心作家隐藏在文字里的社会责任，写作者因此来到了台前，她就是由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玛丽昂。

因此，我为我看完第一遍电影后在笔记本上留下的那句话，感到不好意思。那句话说：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呢？

倒不是因为《英国情人》、《蓝》、《布拉格之恋》等著名电影的女主角，成为清洁女工后不肯放弃优雅、高贵的扮相，从而显得与清洁女工的形象格格不入。就像年近花甲的朱丽叶·比诺什从来不肯操心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一样，她也不为角色的背景而刻意改变自己的举手投足，奇怪的是，朱丽叶·比诺什还是那个朱丽叶·比诺什，一踏进《乌斯特雷姆》成为马里昂以后，除了拿起清洁工具打扫卫生时因角色设定动作故意显得特别笨拙外，这个女演员俨然已是一名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索性让马里昂成为失败作家、不得不去做清洁女工来养活自己——倒是生出这样念头的观影者，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清洁女工竭尽全力也换不来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常态，而非偶发事件。

假如不相信《乌斯特雷姆》所呈现的清洁女工的生活现状真实不虚的观影者，大概也不能接受电影的结局：马里昂充当清洁女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一本书后，把与之同甘共苦过的姐妹请到了新书发布现场。然而，最应该出现的克里斯丁却没有现身。失望并且倍感失落的马里昂不甘心地将目光投向了远处，她看见了自己与克里斯丁共同的朋友路易斯。马里昂起身向前，被告知克里斯丁正在乌斯特雷姆等她。这可就叫马里昂犯了难，哪怕放弃新书发布会后循例会有的酒会，她也不能抛下特意赶来的那些清洁工姐妹吧？但马里昂还是跟随路易斯来到了码头。

问题来了：在马里昂下沉到清洁女工这一职业的过程中，克里斯丁究竟给过马里昂什么样的帮助，才能让作家放下酒会和其他朋友？

将《乌斯特雷姆》看到这里的影迷心知肚明，在电影中与其说是克里斯丁帮助了马里昂，不如说是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很大的便利。

克里斯丁是个单亲妈妈，且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和自己，克里斯丁必须选择小时工资最高的活儿，那就是去停靠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游轮上清洁客房。对克里斯丁这样的清洁女工而言，豪华游轮就是地狱，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为此，他们平均每4分钟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具体事项包括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从天色擦黑干到东方既白，下班后他们一个个都累到抬不起手来……而克里斯丁还有另一个难题。实在是囊中羞涩，克里斯丁只能每天步行去码头上班，单程需要1个小时。想象一下，步行1个小时将耗费掉克里斯丁本就不够用的体力？所以，当好心人借给马里昂一辆虽破旧不堪但能正常行驶的汽车后，她又心甘情愿地让克里斯丁搭车，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什么的帮助，显而易见。那么，意外获知马里昂的真实身份后从此避而不见亲密相伴了一段日子的“同事”，克里斯丁究竟在作何感想？

要付房租，要替3个孩子挣学费，克里斯丁的日子的确难过。无论单亲妈妈的身份设定暗示着什么，但克里斯丁从不没有为自己的过往汗颜过，所以，她丝毫也没有觉得，趁马里昂不在车里偷偷翻检她包里的钱夹确认马里昂的生日，会引起旁人的怀疑。她也不会因为马里昂在回家路上看见大海自然而然跃入其中畅游一番的闲情逸致，而疑惑马里昂从作家到清洁女工之中有没有隐情。接过克里斯丁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之后，马里昂说那句“到死也要戴着它”的誓言时纵然激动之情已经溢出了银幕，克里斯丁都没有想过要去破解暗藏在其中的马里昂真实身份的草蛇灰线，为什么？克里斯丁的生活逻辑非常简单，真实地活着，所以，她才那么痛恨怀假装跨越了两人之间社会距离的马里昂。

倒是抱持“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观点的我们，明明知道作家与清洁女工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却还幻想意外会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

所以，《乌斯特雷姆》的结尾是点睛之笔。

跟随路易斯见到克里斯丁以后，马里昂问两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回到从前？克里斯丁拿出一件橘色的马甲示意马里昂：穿上它，再跟我们去游轮上做一晚清洁工，我们就还是好姐妹。

看到这里，我故意按下暂停键，设想接下来马里昂会怎么办？她当然会接过克里斯丁递过来的橘色马甲，跟着克里斯丁和路易斯上了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电影结局？生活尽管苦涩，总有不期而来的意外会给生活加点糖。只是，《乌斯特雷姆》的创作者更相信，令人惊喜的意外很少光顾这个世界失意的人群，完成了一本关于清洁女工真实生活状况书籍的马里昂，再踏足游轮只能是豪华客房的客人，而克里斯丁注定只能继续做她的清洁工。那条作为生日礼物的项链，虽然还挂在马里昂的脖子上，且很有可能永远在那儿，但马里昂与克里斯丁的生活轨迹因为一本书而重叠后将再无相交的可能，这就是《乌斯特雷姆》表述的那个社会的常态，虽令人痛恨也却叫人无可奈何。

女主在社工这里想要找一份工作，社工根据她的情况推荐她去做清洁工，于是她开始学习并实践，遭遇了第一次的解雇…在她得到了帮助拥有了车之后她再一次来找到社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作家，她到这里是来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后面她参加了一些聚会，成了邮轮清洁工，并真正的获得了友谊…然后她的谎言被戳穿了。

这部电影首先讨论的事情很特别：一半是女主作为作家在讨论的事业浪潮中的清洁工们的困难，她们所承受的辛苦，被压榨的辛劳等等；另一半是关于女主的行为是否可以冲破阶级为她带来真正的友谊，她的行为是否道德，是否会伤害真正关心她的人。

故事的最后那么多朋友参加了新书发布，而她最看重的两个却对她冷面相对。他们曾经一起在船上许诺要一直做朋友，也曾经用心为彼此快乐准备礼物，但如今却落得这样的收场。

我曾为这些在苦难的人们最质朴的情感落泪，特别是一位朋友辞别邮轮清洁中心的时候，大家在车子上准备去工作，和她挥手告别，她在路上笑着跳舞，身影逐渐减小…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触动，即使每个人都很辛苦，被生活折磨，依然会为一个朋友脱离苦海而开心，衷心祝福而不是因嫉妒面目全非，这是多么善良的事呢。

也因此到故事的结局，一切因为女主的身份打乱的时候才意识到，所有的情感或者善良的前提可能是因为大家真正的都身处沼泽，即使变换了工作，但仍在洪流中。而女主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不为钱奔波也无需再吃这份苦，那一刻友情也很难抵抗的就是阶级差距带来的落差。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光是他关注的东西和很多其他的电影有所不同，也在于这个故事中的情感很真实能让人感到温暖。结局的反差也增添了这个故事的讨论度和可看性。一切戛然而止，可生活还在继续。看惯了那些不同阶层人的大团圆结局，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总说真心换真心，但一切的前提也许是平等。

我感觉这部影片还是不错的，我打三星别介意哈我喜欢三这个数字，看吧：本片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撰写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比诺什饰演一位知名作家，她想要通过亲身体验去撰写一部有关工作状态中不安感的书。她化身成清洁女工，在工作中发现每一元钱对生活都很重要，而这是社会上很多阶级看不见的层面。当她经历过这场考验，她与一些不幸的同伴结下了真正的友谊，温暖而且快乐的关系。

感受到玛丽安的残忍和傲慢不是在她戴着项链出现在克里斯汀面前的时候，也不是在她微笑着给别人签售的时候，是在聚会结束后的夜晚，她和克里斯汀、马莉露三人靠在车上抽烟，克里斯汀说马莉露还年轻，可以有很多浪漫想法，可是她和玛丽安不是了，只能这样一辈子。那一刻要强的克里斯汀在观众眼里显得那样可怜，即使她在别人面前永远强硬、嚣张跋扈，但是这一刻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玛丽安放在一起，她对她展示自己的脆弱和温柔，她以为两人是同流的船，一起朝海里漂荡。但玛丽安从没这么想过，她有无数的后路，以怜悯以欺骗的目光来看待克里斯汀马莉露这样的人。

最后为什么大家都对玛丽安笑脸相待，反而羁绊最深的克里斯汀和马莉露对她冷眼旁观，是因为无论玛丽安是什么身份，于那些人而言都只是过客，但对克里斯汀和马莉露来说，她们真的共享过一瓶香槟，真的以为彼此之间赤诚以待。

玛丽安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无疑是敬业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她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她的观察对象有知情权和同意权。用这种隐瞒的方式进行观察和研究，绝对不是真正的调查。

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人？

一个阶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阶层？

电影《乌斯特雷姆》通过一个作家的尝试做了回答。

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想要写有关失业者的书，为了体验不稳定生活的不安感，她伪装成被丈夫抛弃、二十多年没有工作过的失业者，谋得一份清洁工工作，开始体验底层生活。

高压，底薪，快节奏，机械劳动，日复一日，所谓底层生活，身体的疲乏只是一方面，更沉重的是对未来不抱希望。

作家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被帮她找工作的工作人员发现，并提出质疑。

为了写作，可以伪装？为了体验生活，可以占用别人求之不得的珍贵工作机会？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看到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同情、可怜、感动，对被观察的人有什么实际帮助？

被看见比需要被看见的人更重要吗？

作家每天和其他人一样，深夜被拉到游轮上，换被褥，收房间，擦马桶，拖地板，她很快适应了工作，也在工作间隙的聊天中逐渐与大家打成一片，并交到了两个好朋友。

朋友邀请她走进她的家庭，和她一起庆祝生日，生活的交融让她们不只是朋友，甚至像患难与共的家人。作家说“借”了辆车方便上下班，两人共同使用，朋友还会和作家平摊油钱，生活不易，必须“锱铢必较”。这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朋友在匆忙地精细地计算着需要付的钱，精确到小数点，作家一直看着朋友，眼神里有一些茫然，不理解、不必要或者不知道该不该拒绝。对于作家，这是一笔小小的可以忽略的支出，对于朋友这是血汗、是重压下苦苦经营的生活。

这里是电影的遗憾之处。电影对底层的生活和工作的展示比较简略，一些清洁卫生的场景，几句酒酣耳热后的闲聊，信息量比较低，生活的重负感没有很绵实地传达出来，甚至有一种其实作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底层生活的感觉。

知名作家隐瞒身份深入底层社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对贫富差距、社会保障、阶级矛盾等等社会议题的思考和批判，电影对此没有过多染指，甚至无意深入，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隐约简化为对不同阶层女性友谊的探讨。

一次意外，作家和清洁工朋友偶然留在游轮上，苦中作乐，她们度过了欢快的夜晚。作家在船上偶遇旧友，身份被揭露，朋友大发雷霆。朋友生气不是因为她不穷装穷，是因为她一直在欺骗，她讲的一切都是谎言。

一切戛然而止。

作家的作品终究写了出来，她在发布会感谢曾经遇到的人，大部分之前被她蒙在鼓里的人都带着恍然大悟的感觉参加了发布会，平静地略带惊喜地接受了事实，送上了祝福。

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没有来。

电影的结尾很出色。

清洁工朋友给了作家一个和好的机会——她们邀请她重新换上工服、拿起拖把，上船工作一晚，证明我们还是曾经的我们。

作家摇摇头拒绝了，表情苦涩而痛苦，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非常动人，她艰难而坚定地拒绝了她们的提议，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们了，假装没有意义。

跨越阶层的友谊没能存活下来。一边隐忍度日但维持着自己的尊严，一边在远远观望后希图保持虚假基础上的真情。她们曾经真实过，当她们喝完香槟躺在游轮的床上，相约明年此时再欢度。她们现在依然真实，不迁就，不妥协，跟随自己的内心，山盟海誓抵不过一时一世。

清洁工朋友们坐上班车，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作家目送着车子远去，接受了无可奈何。

车上的人面无表情，继续着似曾相识。

电影里有两次离开，上一次离开是电影最动人的一幕。

清洁工团队里一个高个子身材好容貌好的女孩，找到了另一个工作，即将离开这里，大家都为她感到开心，即使只是好了一点点。欢送会寒酸但情真意切，大家畅所欲言后，坐班车离开，高个儿女孩不再同乘，她一个人在路中央翩翩起舞，送别朋友，送别曾经的生活，镜头跟着班车渐行渐远，女孩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才会懂得星光的珍贵。这个长镜头是电影对她们最温情的凝视和祝福。

看见和祝福，远远不够，但作家和电影能做的仅此而已。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