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2016

像片中男主一样，我来讲理了。

1、女主没有被强暴！

证据1：老奶奶邻居的证词：“听到有男人的哭号，以为是夫妻打架。“说明老头当时也在受着良知的折磨。假设是强暴，为什么要嗷嗷喊？

证据2：老头脚伤。一地的血脚印，邻居大叔的证词，以及后期证实是老头脚割破了。如果是强暴，老头好毅力，怎么最后还是受不了良心谴责犯病呢？

证据3：桌上有钱。原本以为是猖狂的强奸犯留下来的嫖资。不过上面有个安全套，应该是老头儿先把钱和套放在那里等肉体治疗师，结果干等不来，去洗澡间看，发现进错屋了，落荒而逃。

证据4：遗落的车钥匙。处处出错，如果是强奸犯，我实在是无语了。

证据5：女主的表现。第一没有大声呼救，可能是吓坏了失去意识（从打扫卫生和后期振作感觉不像，给人女强人的感觉），可能是直接撞到了玻璃晕倒（照应证据2，说明老头已经受伤）。第二不让事后追查，可以说是怕名誉受损，勉强可以佐证没有收到性侵害。

2、剧中剧《推销员之死》很好的映衬了剧情

第一段：剧中剧饰演妓女的人因为一个演员的笑就羞愧难当的罢演，而笑她的人只是觉得明明穿着衣服却说自己裸体很好笑。预示了女人被看到裸体是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加上演出布景，引出女主后期的惊慌与崩溃。

第二段：剧中剧女主自怨自艾，男主牢骚满腹。演出了人物生活中女主已经难以支撑，男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三段：剧中剧男主辱骂老板。没啥好解释的。

第四段：剧中剧男主之死，之后还没谢幕完就跑去看老头。说明男主也非常担心老头心脏病发作死掉，以及一切终将有个了结。

好了，说完这两点，或许已经可以充分驳斥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老头老奸巨猾的，评判女主圣母婊的，和评判男主矫枉过正的键盘侠了。

有人说导演用力过猛，有人说伏笔很刻意。在我看来都还好，一部好的戏剧，不过是在人们原本无比平淡的生活湖面上抛下一粒石子。再将自身带入每个角色，计算稳态经过扰动后的实时状况。只要这些足够自然，演员表现到位，细节描绘突出，然后观众在其中各取所需就好。

而我在这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男女主之间绝对的矛盾。男主倾向于达理，倾向于维护世间的公理。既然作恶了，就要施以罚，原本是为了妻子出口恶气，最终虽然听从了女主的劝诫没有高发，却还是情不自禁的给予最低程度的报复。女主倾向于通情，事情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声誉，其次是苛责男主，最后是原谅老头。

除了老头的冲动，或许真的是没发觉搬家，只是撩起头发看看是不是肉体治疗师，每个角色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女主希望尽快平息伤痛，重新步入正轨。男主选择不退缩，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还相当于是家庭的捍卫者。老头编造一个一个谎言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也为了别人好过。邻居在是非面前要摆明立场，抢占道德高点。

总体来说，我认为本片非常精彩。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

[《推销员》中有不小的篇幅用在《推销员之死》的话剧片段上，其实这个反讽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戏剧与这部电影的故事几乎毫不相干，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平行线。可是法哈蒂将它们强制并行，你会发现西化的伊朗知识分子依然困在伊朗的现实里，他们的的尴尬困境，不仅是道德困境，也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危险破旧的建筑，突发的被袭事件，作为老师的开明与虚伪，以及35年传统婚姻背后的不堪，都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被抽丝剥茧，但法哈蒂并没有决定全力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宽厚地对待这些困境中的人们，对当下既不想全盘推翻，也不想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可是没有答案。他也需要道路。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8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推销员》，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推销员人生如戏的抓马评价了！

果树：

还是那个会讲故事的法哈蒂，但这次的剧作未能逃出过于戏剧的嫌疑。

我们敏熙：

生活难道真的只能如此无奈吗？这部漏洞很大。

fire_storm：

比过往好，但法哈迪的剧作已经变得如此戏剧化，格局太小戏却太多。推销员之死在片中的作用太小，缺乏与剧情的照应。

汤达人：

即使不强加我的道德观来判断，这部的戏剧性如此刻意，漏洞如此多也是够可以了。

Berger：

法哈蒂的剧本令人称赞，他的编剧能力很大程度来自训练与观察，编剧必修。

Sylvia.Y：

人性在道德面前进退两难，结果往往善有恶报。

法罗岛岛主：

同是法哈蒂的奥外作品，《一次别离》的剧情就流畅到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推销员》相较之便显松散，唯一的优势是他跳脱出了《一次别离》中对伊朗社会的剖析，后半段对峙戏中连珠炮式的人性审判，视野从伊朗的人文、宗教一下拉升到普世性问题的高度，不留余地的将人这种生物最难以启齿的一面撕开让大家“观赏”，骤起骤落的节奏带领着观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刻准备直面失控。

血腥爱情故事：

法哈蒂珍的很喜欢设计各种drama，但是在这部中略显刻意了一点。

我略知她一二：

陷入道德困境的男人和惨遭恐怖袭击的女人，毫无意义的精神指控和冷漠暴力促成了天理循环的残酷报应。事实与真相到底是取决于被害者还是施暴者，旁观者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不得而知。暴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每个人的口水和眼神都是对它最好的肥料。如果我们无法逃避，就让我们接受现实，而不是用牺牲道义来促成真相。

#FIFF6#DAY8的无人知晓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法哈蒂凭借《推销员》再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你可能看了张假新闻照，这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上一次捧得小金人时的照片。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五强的他却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本届颁奖典礼。

一个月前的今天，刚刚履职总统才满一周的川普签署了“禁穆令”。这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伊朗等七国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愤怒与同情之声不绝于耳，盖因“禁穆令”充满赤裸裸的歧视，且其辐射范围空前之广，其中就包括入围本届奥斯卡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而他本人也因此发表声明不参加本次颁奖典礼。对此，奥斯卡评委会作出回应：

“曾因《一次别离》荣获奥斯卡奖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及他今年提名影片《推销员》的全体剧组成员，竟因为其宗教或国籍原因而被挡在国外。学院作为全球影人及全民人权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戏剧性反转，先是“禁穆令”被联邦法院叫停，接着是《推销员》在各大网站的获奖赔率纷纷攀升至第一，并取代此前的获奖热门《托尼·厄德曼》，最终爆冷摘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

颁奖礼现场，代领者读出他的获奖感言：

“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

应该相信，这部电影和它的胜利，也许不仅仅关乎于同情。

— 伊朗剧场中的美国悲剧 —

《推销员》剧照

《推销员》发生在伊朗的德黑兰。一对夫妇Emad和Rana搬入新家不久，妻子Rana独自在家时遭遇陌生人的强暴，一场有关罪与罚的悬疑故事就此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推销员”的片名取自穿插于电影里的戏中戏——丈夫Emad与妻子Rana在剧中所表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导演法哈蒂通过三幕剧的植入，向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致敬。

《推销员之死》表现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位小人物的失败，而其所影射的美国梦的幻灭，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书写着新的注脚。不同之处在于，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不再是股灾和金融危机，而是面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移出，以及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

这恰巧同主线剧情形成互文，并微妙地折射出当代美国的乱象——缓缓推开的门，登堂入室的陌生人，暗生龃龉的家庭关系，以及作为回应的惩戒与宽容之辩。

— 同情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影片中，丈夫Emad最终发现，闯入房间并强暴妻子的竟是一位白发、佝偻而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当老人层层揭开脚上的绷带，事情的真相也水落石出——他脚底的创伤，同此前案发现场地面的血迹以及遗落的袜子，完全吻合。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女婿，让他知道岳父是个什么货色”丈夫Emad喊来老人的家人接他，坚持在他家人面前公布他的罪行。

“如果你要跟他家人说那件事，那咱俩之间就到此结束”妻子Rana面对老人的哀求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她的威胁下，Emad没有告诉老人的家人，而他终究心怀愤懑地忍不住出手掌掴，竟使虚弱的老人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楼梯上几乎停止了心跳。

对于同情，卢梭曾这样阐释——“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同情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这一刻，弱者的柔光镜头由妻子切换到了老人身上，面对他衰老迟暮、奄奄一息的身躯，一切道德评判仿佛就此失效，一切惩戒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无论他的罪恶带给一个家庭怎样的撕裂与羞耻，同情，似乎只有同情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高墙与蛋声的喧哗 —

强与弱对弈间的道德立场，有许多种表述。叔本华说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听起来尖锐得近乎偏狭，但似乎很好揭示了舆论评价的行走规律。邓玉娇、药家鑫等一场场话题盛宴中，我们都见证过善与恶的自由切换，民意肆意的喷薄与翻转。

另一句广为流(误)传(读)的宣言，来自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演讲——“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尽管村上在演讲中明确“高墙”的定义为体制，但当其范畴被人渐渐扩大至不加限定的个体，打着“鸡蛋”旗号的绑架、裹挟乃至欺骗又甚嚣尘上。不透明的募捐，不真实的乞求，碰瓷，逼捐，医闹，扶不扶，黑命贵，这不清真，“他弱他有理”，“他还是个孩子”...每堵墙都因鸡蛋而生，站的人多了，转眼又耸立起一座敦实坚硬的墙。

一片宽容和谐世界大同的声浪之中，我留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些同时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制作人对法哈蒂曾面临的禁令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这些头条新闻和政治情绪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投票：

“《推销员》以外的每一部入围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所有的媒体只关心禁穆令，而且不仅是业内报章，而是全世界的媒体。我们都很担心这种一边倒的呼声，会让评委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意见。”一位知情人说，“我们知道最佳外语片不是奥斯卡最重要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位知情人坚持匿名，因为他不想被扣上没有同情心的帽子。

— 完 —

1.在一开始设置一个待解的谜团

《美丽城》中男孩杀人之谜；《烟花星期三》中夫妇婚姻破碎之谜；《关于伊丽》中伊丽失踪之谜；《一次别离》中女佣摔倒流产之谜；《过往》中另一女人如何成为植物人之谜；以及《推销员》中妻子在浴室发生何事之谜。

2.设置某个人物来展示故事

要么是一个外来者“闯入”中产阶级家庭，放大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阻滞的裂缝；要么是故事中的一份子，在参与叙事的同事，将故事呈示给观众。《烟花星期三》中那位即将迈入结婚的女孩闯入一个有婚外情的家庭，正是在她的视角下这一秘密不断地被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联系两个女人间的纽带她也参与进叙事，影响故事的发展。而在《美丽城》中那个男孩就是去破解朋友杀人真相的第三者，不断地将过往发生的事件挖掘出来，同时也参与进叙事（爱上姐姐和被老妇人收归）。

同样在《一次别离》中，女佣作为这个面临离婚危机的家庭的介入者，不仅以其视角展开了一个破碎家庭的内部空间，同时她也被卷进这此危机之中（如没照顾好老人、被推流产等等）；在《过往》中就更加明显，这部电影几乎就是从前夫这一第三者的视角展开的：他闯进了前妻的家庭之中，将过往不为人知的真相一层层抽丝剥茧般地揭露出来。在《推销员》中，通过丈夫这一角色的一系列举动将整个事件暴露出来。

3.通过人物的两难抉择推进故事发展和人物刻画

人物的两难处境是法哈蒂发展故事、塑造人物的一贯手法。这种两难处境不外乎内因：对自己有利，如说谎或外因：宗教或道德束缚。两难处境有两种作用：在人物作出抉择前，通过其心理动机刻画人物形象，在人物作出抉择后，推进故事继续发展。这也难怪乎法哈蒂的电影不仅剧本优秀，演员也能获得较高的赞誉，像《推销员》在嘎纳电影节一举拿得最佳剧本和最佳男演员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明显的是在《美丽城》中，每一人物都被两难的处境所包围：男孩最后面临的抉择是在放弃救赎朋友、向他的姐姐示爱和救出朋友、放弃他的姐姐、娶弱智女为妻之间摇摆；被杀者的父亲所陷的两难境地是宗教的良心发现和为儿子的死复仇；那位母亲的两难在于被杀者并不是她真正的儿子，而她规劝丈夫饶恕罪人的目的仅仅是让自己那弱智的女儿嫁给小伙子；还有杀人者的姐姐，即便她也爱着那位前来宽恕救赎的男孩，但她同时也希望弟弟能获救，于是最后只能以谎言伤害男孩。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物都在自我利益与外在的道德或宗教舒服中摇摆，而效果是明显的：抉择之前的犹豫有利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而抉择之后则是故事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4.故事结尾永远暧昧不明

法哈蒂电影故事魅力在过程而不在结尾，人物即便在不断地寻找真相、破解谜题的过程中，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暧昧不明的。比如《推销员》中，即便丈夫一直在寻找妻子在浴室的遭遇，结尾也依然没有告知观众具体的真相。但通过这一寻找的过程，所有观众都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宛若一次人性的洗礼，

5.宛若一幅拼图游戏

由于受到戏剧教育的影响，法哈蒂几乎是完全基于戏剧的角度创作他的电影，所以关于人物的真实性必然与现实有所偏差。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一次别离》中小女孩的角色，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她的口中说出，这在现实中其实不可置信，但在电影中却可成立，这是戏剧的手法。电影的真实性不必去联系现实，在自我构建的体系、结构中它可以自我生存。如果引申一下的话，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就好比是拼图游戏中的小拼块，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用的，正如要完成一块完整的拼图缺任何一小块都不可，而人物一次次陷于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次次调整拼块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接近最后完整图像（真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