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零 Triple Oh!

（此文只为个人观影笔记，非影评，慎入）

二刷《九零后》了，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西南联大的故事。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部绝对五星的纪录片，无论是纪录片本身的节奏，还是纪录片里讲述的这群人。还记得一刷是在2021年的夏天，太原全城也仅有一家电影院上映，观看者寥寥；这次是在B站看的，看到弹幕特别的感慨，这么多人都在动容，仿佛找到了伙伴。

那个年代，诺大的中国却容不下一张书桌，但是先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学习，那个山河沦落的年代，反而出现了中国的群星闪耀时。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目还是质量，实在惊人，借用网上的数据，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两院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看到巫宁坤老人讲述日本人沿着京沪线打来、学校奉命解散时大家流着泪分别，女同学歌唱最流行的曲目《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片段，年逾百岁的老人回忆起来仍旧泪水止不住的流，不难想象那样的岁月里他们经历了什么，正在读书的孩子亲眼见到了国家的破碎，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西南联大的毕业生834人参军、那么多的学子拼命读书报国的原因。

也是在这部纪录片中第一次了解到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的故事，284名学生历时68天，行程近3500华里，徒步横穿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完成了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长征”。有学生写道“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庄严的课堂。”看着着实痛心，想想有时候先辈们总在强调我们现在的条件如何之好，真的要珍惜，更何况想想这些老人们能读书，已经是相对幸运者了。而且在这样的苦日子里，他们苦中作乐，反而把此过成了一次独特的“田野调查”，受益匪浅，这种乐观的精神真的值得学习。

步行团抵达昆明后，西南联大在智慧如“云”之清华，宽容如“海“之北大，稳定如”山“之南开三校精诚团结下，于遍地烽火中，弦歌不辍。

以前一直特别向往联大，觉得这样的精神、学风太过于宝贵，真的是，看完方知为何如此宝贵，大学环境甚至不如高中，住的是茅草屋，要和“臭虫”斗争，还要跑警报。正因为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的机会，能研究学问的机会在当时的中国太难得了，这样的难得怎能不被珍惜，不让其发挥最大的功效。

文科的教学方法堪称空前绝后，“轮流教授法”，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轮流开课。现在像我的学校也有每个专业第一学期上学科导论的传统，由系里大佬轮流授课，讲述自己的领域，也是对这种教学方法得一种传承，当然那样的师资力量是我们可望不可及的。

惊人的师资力量

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位科学家得深厚情谊，那首贯穿始终的《吊古战场文》，在这里摘录一下原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愬？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旌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复没。尸踣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鼓衰兮力竭，矢尽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岂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徧野，功不补患。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无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跨越多年的两张合影

看到邓稼先像个小孩儿一样没完没了得要你讲故事给他听、也给其他同学讲物理学家故事的片段，再联系到后文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放射性物质伤害得邓稼先身患癌症去世，时年62岁。心中就十分复杂，从“小孩儿”到“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纪录片的最后提到，邓老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纯粹），他的一生都在对自己pure的要求下没有彷徨、没有矛盾，不断向前，愿我们也能成为一个pure的人！

还有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的缪弘，虽然父亲是大汉奸，他却用青春和热血投入到了抗日的战火中。他在《挣脱》一诗中所写，当是他冲破家庭桎梏、追求理想的真实写照：

振一振欠缚的双翅/抖一抖才长成的羽毛/我挣脱了沉重的锁链/冲出黑暗的笼牢/我欢笑/我长啸/前面有山/有水/有森林和湖沼/有自由的天空/可供我任意逍遥。当是他冲破家庭桎梏、追求理想的真实写照。

摘录了这一段对于解放战争的描述，这种语言不难想象当时的痛苦。

“在我们这时代中，到处充满了矛盾，不能克服这些矛盾，我们将无从知道牺牲者的血到底浇灌了蔷薇，抑或是滋养了荆棘，更有谁敢说，暴风雨过后，一定有诗人所追求的‘太阳‘”。

在南京上学，每年的12.13都格外特殊，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好，正是我们应当对待历史的态度。

“纪念死者，正是为了警惕生者，假如生者不能从死者获得教训，任何纪念将毫无意义，在痛苦中创造希望，并努力把希望变成事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路。”

片末，王希季院士说，校歌里曾提到“中兴业，需人杰”，他就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能够为富国强军出力。想来这就是这群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内心想法的缩影，与大家共勉！

最后英专生以许渊冲老人的一句话自勉“难在自觉，贵在坚持。”

由此片起，被安利了一些书影，待看：

西南联大 (2018)

9.3

2018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 程贺南 裴宜理

未央歌

8.5

鹿桥 / 2007 / 黄山书社

穆旦诗文集（增订版）

9.5

穆旦 / 2014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走

8.9

杨潇 / 2021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南渡北归

8.3

岳南 / 2015 / 湖南文艺出版社

离乱弦歌忆旧游

7.6

赵瑞蕻 / 2008 / 湖北人民出版社

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

7.7

许渊冲 / 2021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西南联大文学课

8.7

朱自清等 / 2021 / 天地出版社

西南联大英文课

9.4

陈福田 (作者) 胡晓凯 (编者, 丛书主编) / 2017 / 中译出版社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一．

数年前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二．

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开口闭口就是211、985、划档线等等，感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那点分数，那会儿没完没了地做题，只是为了让自己对题目更熟悉一点，最好是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地答题。如果说自己还有残存的热情与温情，那我应该都留给了被我妈反复没收与撕毁的日记本。

到了大学就好了。他们都这么骗我们，骗我们说大学轻松，一周都没几节课；骗我们说大学自由，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早就幻灭，或者有人生来就可以接受现实的庸俗，但我，我真的以为到时候可以和喜欢的人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真到报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全七嘴八舌地来了：学财经，好赚钱；学师范，好就业；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读，方便。

可我真的好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远征、去冒险，好想与狄俄倪索斯痛饮大醉啊！

来到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转到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某个文科专业。如果有选择的话，肯定是想去中文系，但我们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没有中文系。就连我转去的这个专业，也是没人去的垃圾专业，当时我大学同学很认真很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头脑……”她碍于情面，没说出“有病”那俩字，我替她说了。

对，他们都积极地做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活得好有动力啊！可是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冰冷……

然后我选择自我放逐，在图书馆读着一本又一本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闲书。

读了那么多“闲书”，我想那我考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吧。认认真真准备了，却碰上学校压分。那再来一年？我妈却不愿意再投资我了。没钱。那在职考吧，但工作真的会消磨光我所有的意志——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在职考研成功的，我每次下班回家就只觉得想死想吐。而且再一次考就能考上么？可能我这种人，我这种性格，注定要做一个废物吧。

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好羡慕那些人生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地走向成功的人，而我，要么试图向前然后一脚踩空，要么就是在泥淖里打滚。

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有出路。如果可以回到高中，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认真地读书了，没有意义。学好数理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双十一的时候算满减优惠的么。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能快速提分，领导希望我们能多骗几个傻子报班。平时磨课，不为真的教育，而是为了怎么提升个人魅力，吸引孩子——说白了，不过就是个会上课的销售。有次磨课的时候讲到西南联大，我卡壳了，组长问我是不是忘了下面要讲什么，我不能告诉她那一刻我好想哭，所以我只能说，对，我忘了。

做着商人的事，讲着文人的梦。这样的课不上也罢。太虚伪了。

崇高的梦被践踏至脚底，到处都金钱至上。没有出路，于是自行熄灭心中压抑的那团火，然后和他们一起丢掉自尊，抛弃幻想，嬉笑，成为资本的奴隶。

然后回头看着他们在战祸频仍的时代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理想，为了一腔报国豪情，勤奋学习，自由地交流学术，在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岁月里，守住最后一方学术的净土，以一己之身，成就理想的伟岸。

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饱含热泪想起那句话：

“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今天是2021年5月23日，袁隆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晚上6点学院组织我们在小剧场看了纪录片《九零后》。这一次高校路演，相对于其它路演而言从时间节点和题材方面对我来说都很不同，所以我拿起笔，试图去记录些什么，尽管生疏，但想倾诉。

下午上完英语课，上课的地方离学校只有1.3公里，因为不想错过太多内容，虽然没钱，但还是“奢侈”了一把，打的回学校、赶这一场我期待已久的电影。到了小剧场，庆幸电影未开始，找到倒数第三排朋友旁边坐下，第一次看见小剧场里放置了大荧幕，师生们都坐在下面静候佳片。关闭所有灯光，关闭剧场门，剧场陷入黑暗中，电影也开始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刻。作为为数不多的集体观影，学院此刻好似回到了我未曾谋面的20世纪。

一直很仰慕西南联大师生的风骨，通过这部影片，我对西南联大更了解，在观影过程中也数次落泪。它看似是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讲述国家危急存亡之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精英的选择，讲的是先生们在面对抗日战争的时候想的是怎样科学报国，但是它不是像很多科教视频那样生硬的灌输，而是把艺术和民众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联大的师生关系很令人艳羡，老师和学生私下也会聚在一起聊天，亲同一家。我想这跟时代背景、大学教育背景和联大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有关。很羡慕这样的师生情，现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的距离好像很远，因为老师们都很厉害也很忙，我们又人数众多，老师们未必能记得每个学生。

观看时，我想起我上学期的通识课老师来。我修读的是一门建筑课程，老师学识渊博，令人敬佩，我和同学们很爱听他讲课，他会让我们上台分享自己的看法，什么都能说，课堂上也聊到了很多建筑之外的事情。有一天去上通识课的路上，我正走着，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这位老师。我很开心，因为平时上课虽然坐在第一排但没怎么发过言，那么多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老师竟然记得，还主动跟我打招呼，第一次碰见这样的老师。我们便一道前去教室，路上谈起各自的故乡。对我来说，这是太难得的经历，感谢通识课，不仅教会我很多东西，而且让我意识到在某一专业多有研究的教授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很多老师愿意同学生亲近。

说到时间节点，我很感慨。一是在于今天是袁老去世第二天。未曾谋面，先蒙其恩，先生之风，山高稻长。和袁爷爷一样，纪录片里当年青春飞扬的青年学者们已然成为了九十多岁的老者了，但是到九十岁，袁爷爷还在工作，先生们也还在读书、钻研。从他们身上，我是真的看明白，只有不断思考学习才能让人思维灵活，只有常想着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点什么才能成为“Pure Enough”的人。

二是看这部影片是，我也正处于和他们当年一样的黄金时代——大学时期。大学是人和人相逢的场所，在大学这种群居式生活之下，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一次争得面红耳赤的观点争执、一起在影院并肩看过的无数部电影，所有的这些平平无奇都会成为日后回忆大学时的点点星光。当年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是充满少年心气，也会想着怎么和喜欢的女同学见面，也会收获很多珍贵友谊。但他们即使在“跑警报”时也带着书本，在战壕里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学成之后，他们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让中国人腰板更直的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我所要学习的，是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和理想的高度。

升入大学二年级，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困惑，既然无论有如何成就，人最后都会成为“黄河沙”，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为此，我还去咨询过学校的心理老师，但她的回答好似不能完全说服我。经历昨天，看完影片，抛开那些格式化的语言，我想说人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的的确确在于能为所爱的人、事、物做点什么。站在经济腾飞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物质上应有尽有，再也不用挨饿受苦，但总有些精神不能丢掉，总有些远方的人不能忘记。坐在倒数第三排占据着相对制高点，在世界陷入短暂静默的1个多小时内，我观察到除了零星几个同学亮起过手机屏幕，大多数同学都沉浸在电影中。

影片结束后，掌声持续，这是我们对西南联大师生和纪录片制作者们的敬意，发现我的通识课老师携夫人、儿子坐在台下。

是今天这么一回，让我希望大学生活久一点，让我想要把书读下去。

5月29日，请去电影院吧，那些我苍白的文字无法表达的，让它用影像告诉你。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徐蓓执导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剧照。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零后》剧照。巫宁坤（1920-2019），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九零后》、《大后方》、《西南联大》、《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九零后》剧照。杨振宁（1922-），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九零后》剧照。马识途（1915-），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九零后》剧照。许渊冲（1921-），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着实为Alma Mater捉急

看着排名一天天下降 各种负面新闻

只能靠炒冷饭炒西南联大让自己YY还是一流名校了

本部显著位置还专门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什么破碑记录着往日的荣耀

人清华北大根本不想带你玩好吗 别舔狗了

还是想想怎么提升教学质量和学校排名吧

少点SB艾跃进，少点曹雪涛这样的人

天津从人到城市全部弥漫着一种反智又屌丝的心态 让人作呕

天津已然没救了，把学校尽快搬到深圳才能挽救百年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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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周还有到清华北大的shuttle，只有这时才能体会到一点平视的感觉。现在也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