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

白人的面部表情永远要比黄种人丰富许多，所以要演面瘫类角色时，想控制表情幅度是要相对吃力一些的。伯顿有点像白人里的异类，平时的表情就不算很大，只要不笑，就容易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

拍摄《血染雪山堡》期间有个记者去采访他，他当时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低头玩报纸上的拼字游戏，“从侧面看，他那张麻子脸相当的冷峻，让人难以接近。”

但伯顿有他的杀手锏，那就是他的眼睛。

他有一双眼神非常活，从来都不会呆滞的眼睛。即使剧情需要，他需要演出颓丧的，绝望的，死气沉沉之类的情绪时，他的眼神也绝不空洞乏味。

如果让他演震惊，难以置信，紧张，恐惧这类情绪，但是剧情需要，他不能流露出任何相关的表情时，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眼睛把这一切情绪表露得淋漓尽致。 应该说，他拥有一双天生适合做演员的眼睛。

他的虹膜颜色非常浅淡，就像热带的浅海，清澈见底，绿得动人，让人可以一眼看到底。

它一点也不神秘，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人毫无保留地敞开她的心胸，洁净无垢。

这双眼睛即使在舞台上，也能让坐在最后一排位置上的观众看到他眼中锐利的光芒在闪耀。至于到了电影镜头前，这个优势又得到了放大，让观众通过这双眼睛看透他的内心，读懂他所要向观众讲述的故事。

这双眼睛让他非常擅长演面瘫类角色，其中尤以《柏林谍影》，《雄霸天下》，《屠杀令》为最。

有意思的是，他的表演天才让他可以把悲剧演绎得千变万化绝不雷同。同样的，他也可以把面瘫演绎得千变万化绝不雷同。 如果这三部戏你都看过的话，你就能知道他演的这三个悲剧人物之间的具体区别了。 他有一个表情缺陷，就像48年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多尔文的末日》时，他的导师埃姆林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容易有不合时宜的凶狠表情，这种表情之顽固，竟至于完全无法纠正。

他所演的角色情绪即将爆发的时候，表情一旦大了，就会立即变成这种凶狠。

这在戏剧舞台上是正常的表现，而且更容易调动起观众的情绪，配合他的咆哮怒吼，更有令人胆战心惊的效果。但是到了电影银幕上，这样的表情就过于戏剧化的夸张了。

因此在他开始精心雕琢自己的电影表演技巧时，逐渐找到了避免这种缺陷的方式，那就是冷静和克制。在面部没有大的表情的情况下，单单用眼睛和微表情演戏。

《雄霸天下》是他在精进演技之后的第一次成功，让他受到了影评家们的一致赞扬，认为他用绝对的冷静和克制掌控了全局。

而在一年之后的《柏林谍影》里，他所饰演的中年间谍亚历克利马斯，则让他的这种全新表演方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利马斯在接受圆场布置给他的假装叛逃的任务之后，成功骗过了东德的人，被带到荷兰。

正当他按照“头儿”事先的交代，在此顺利行骗时，东德的人忽然在英国的报纸上发现了圆场正在通缉他的公告，将报纸交给他，让他自己看。

这猝不及防的巨变让他在瞬间的震惊之后陷入了茫然无措，疑惑不解。

但身为资深间谍的本能，让他意识到了不可控制的局势发展蕴含着巨大的危险，甚至想到了他很可能已经被“头儿”当成了纯粹送死的炮灰。

在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他不但要在脑海里转过着诸多念头，还要考虑清楚在如此巨大的变故发生之后，他接下来如何应付东德的人；还要考虑如何不露破绽，如何让事态的发展逐渐可以控制，如何在绝境中给自己觅得一条生路。

当他望向窗外的海滩和远方的大海时，他想到的是，他在不久之前渴望完成这次的任务，拿到退休金，和他心爱的南希在海边隐居，每天看着她喂海鸥的美好生活，现在已经像泡沫一样破灭了。

接下来，他去了东德，只怕是有死无生。很可能，他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在东德的人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下，他不能流露出任何真实的情绪，他必须保持镇定从容，以便骗过敌人，好顺利进行他的下一步计划。

所以在这几十秒他的面部特写镜头里，他不能借助明显的表情来演绎这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他只能用眼睛和微表情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观众。

这就是最考验他的演技的时候了。 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他先是纳闷和心虚，却故作镇定，然后不动声色地接过报纸。

读着读着，他的眼睛里逐渐流露出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接着，他放下报纸，皱着眉头，心事重重地走向窗边。

这双眼睛又在悄无声息间做到了惊心动魄，犹如掀起了一场灭顶的海上风暴。无论是垂眼时的心乱如麻，抬眼望向大海时的惊惧和郁怒，还是幻灭后的浓烈绝望。

当他开始低头紧急考虑对策时，他又恢复了一个间谍所应该有的冷静。

在东德的人进门问他下一步打算时，他背对着对方，虽然眼神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是惊怒交织的，但却已经换成了一种不着痕迹的表演了。

不得不说，好的演员和伟大的演员之间永远隔着一道天然的鸿沟。

伯顿拥有上帝赐予的礼物，这让他在表演的时候举重若轻，不动声色间就可以掌控全局。无论是舞台，还是银幕，他都拥有着相当的表演智慧，让他和努力的凡人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从而和好演员区分开来。

1960年代冷战期间，英国间谍阿列克·利马斯长年驻守在西柏林从事间谍业务。然而在目睹了潜伏在东德的同事被东德边防军射杀后，阿列克回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接受机密的终极任务。为了混入东德，阿列克故意暴露出自己的弱点，甚至是堕落的一面，以便离间东德情报机构的头目穆恩特与手下菲德勒的关系，瓦解其势力。然而在扑朔迷离的双面间谍面具下，阿列克渐渐发现自己不过是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内心的道德审判和日渐模糊的善恶之分也让阿列克备受折磨！

在马丁里特的传记里看到了他在拍摄《柏林谍影》期间辱骂和不断折磨刁难伯顿的原因，原来不是冠冕堂皇的“生气伯顿浪费才华”，仅仅是因为伯顿的的片酬比他高了25万。

要知道演员的薪水不会高于导演，伯顿拿75万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片酬男演员，这破坏了行规，所以里特嫉妒他，就想方设法给他穿小鞋。

所以，这又是一次因为男人的嫉妒而产生的恶意针对吗？伯顿这辈子因为男人的嫉妒遭遇了多少迫害啊。

68年7月他在《黑暗中的笑声》剧组被导演托尼理查森炒鱿鱼，也是因为理查森生气伯顿的片酬竟然高达120万美元，这太高了，这是全球第一，泰勒都没有这么高的片酬。

以下为正文翻译：

然后是理查德·伯顿。1964年秋天，当伯顿签约出演利马斯一角时，每个人都祝贺他“好运”。华裔摄影师黄宗沾是里特的首席摄影师，他对里特说：“你能请到伯顿演《柏林谍影》真是太好了。”

在这场折磨中，里特对伯顿说的最亲切的话是。“我习惯了与无才能和有才能的人一起工作，伯顿碰巧是一个有才华的混蛋”。但他绝对没有试图利用伯顿的魅力和“有时臭名昭著”的名声。

首先，伯顿的台词太大声了，不适合里特。伯顿开始告诉他的同事，里特坚持每个镜头都拍摄27次，让他筋疲力尽。

对于这个讽刺，里特回答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就会知道它是我想要的，之所以不断重拍，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它。他将得到75万美元的片酬，我不是说这钱太多，但我确实认为我有资格获得值得这75万美元的表演。”

(注：里特导演的每部电影通常能赚50万美元。)

尽管伯顿没完没了地惹他生气，但里特仍然钦佩伯顿的艺术才能。“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了不起的人。”里特这样评价伯顿：“他用他该死的聪明击败你，他能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戏外的麻烦包括伯顿的酗酒，他司机的儿子去世，伊丽莎白的父亲生病。

在《柏林谍影》中，有一个场景是在苏荷区一家低俗夜总会。在里面，伯顿被放在地上，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铁链锁住。他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一段时间，等待开拍。

一名助理走到他面前说：“先生，我能为您拿点什么吗？”

伯顿回答说：“给我接伊丽莎白。”

就在这时，助理导演喊了一声“安静”，里特虽然沉默，却有点赞成这声呵斥。

洛林说“开始”，这时候伯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要回矿井了。”

约翰勒卡雷在他的小说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片场。他记得伯顿成为里特的困扰，他们的关系导致整个剧组的气氛都变得非常紧张。

在一次特别激烈的谈话后，里特对伯顿尖叫道：“我已经在一个老妓女(伯顿)身上爽到了最后一把！”所有人都以为伯顿听到这样的话会大发雷霆，但他什么也没说，实际上还和里特合作了一段时间。

译自迈克尔穆恩的《理查德伯顿：花花王子》

伯顿一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瑞士的滑雪胜地格茨塔德，1965年1月，他就是从那里飞往伦敦，与导演马丁里特会面，讨论在都柏林拍摄的电影《柏林谍影》的。

这与当时任何一部詹姆斯邦德类型的间谍电影都不同，这是一部冰冷惊悚的黑白片。与里特共进午餐的是女主角克莱尔布鲁姆，她饰演的图书管理员爱上了伯顿。

在理查德早年生活的所有情人当中，伊丽莎白是最恨克莱尔的，至少有人这么说。在伊丽莎白之前，克莱尔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把理查德从希比尔身边抢走的女人。

克莱尔可能是那个能把里奇从伊丽莎白身边夺走的人。但到那时，这段恋情已经结束，克莱尔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和里奇有任何瓜葛了。至于理查德，他说，“克莱尔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罗德斯泰格尔告诉我：

“我敢肯定，当理查德同意让她出演时，克莱尔一定很惊讶，因为他本可以让她从那部电影里消失，他是大明星，有否决权，但他没有动用。她很担心我对她和伯顿合作的看法，我告诉她，她必须这么做，她想要那个角色，没有理由让她放弃，无论她曾经和他发生过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了。

但是伊丽莎白，天啊，她很讨厌克莱尔和理查德在一起。当然，伊丽莎白会一直在片场，无论他在做什么，无论他在哪里，只要她需要他，她就会尖声叫道，‘理查德！’这声音能传出好几英里远，每次他都会跑过来。克莱尔会对伊丽莎白泰勒喊出的‘理查德’做出绝妙的模仿。”

克莱尔说，理查德仍然喝得很凶，早上他的手一直抖到9点左右，这时他就会喝一杯不只是咖啡的咖啡——杯子里还掺有更烈的东西。

在《柏林谍影》中，里奇上演了他最精彩的一出戏，但他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抑郁中，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忧郁感”。

这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开始，里特让理查德淡化他的角色，以保持这个间谍角色的低调，里奇觉得这让他没有机会锻炼他的表演肌肉，特别是他的声音，他觉得他只是在走个过场，没有兴趣或热情。

另一个原因在于剧本，理查德觉得对话很沉闷。克莱尔布鲁姆的出现并没有让里奇失望，但却让伊丽莎白失望，她几乎不让理查德离开她的视线，因为，罗德斯泰格尔说，克莱尔现在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理查德从伊丽莎白身边带走的女人。

里奇说：“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克莱尔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但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伊丽莎白不忠。”

然而，伊丽莎白并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因为这很难让他们的婚姻变得幸福。

迈克尔霍登，理查德众多的演员朋友之一，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包括《柏林谍影》。

这个人对我说：“他们确实喝得很多，吵得很多。他们住在格雷沙姆酒店，每个房间之间都有对讲机，所以不管他们在套房的哪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继续战斗。当你去拜访他们时，你会听到他们通过对讲机大喊。我还听到了扇耳光的声音，但抽耳光的不是理查德。”

我问霍登他是否能确定这一点。他说：“理查德是那个侧脸通红的人。” 然而，理查德的银幕表演仍然很出色，这让他很困惑，“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这样。”但他确实出色，而且还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综艺》杂志指出，这部间谍片“完全克制，轻描淡写”，完全不像20世纪60年代的间谍片那样充满噱头。文章指出，“伯顿非常适合扮演这个显然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国特工的角色。”

里奇是真的很疲倦，他经常喝醉和感到无聊，这也许正是导演马丁里特想要的角色。里特告诉我，“我需要理查德伯顿的疲惫不堪，而不是一个实干家。我要的是与詹姆斯邦德正好相反的间谍。他想让我放开他，但我紧紧抓住缰绳不放。他说我把他惹毛了，就算我真的惹毛了他，他的表现也很不错。”

这是理查德典型的表演方式，他没有试图创造一个角色，只是创造了一个像他的角色，就像他当时的样子。

《柏林谍影》和《春风无限恨》的成功让理查德再次跻身十大票房明星之列。《柏林谍影》的成功现在证实了公众肯定会去看伯顿而不是去看泰勒。 利马斯这个角色让伯顿获得了第四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并成为英国电影学会奖的影帝

二战是确定的=要么你死要么我活！ 冷战是不确定的=核笼罩没有未来。 本片的阴暗气氛，确实很适合抵挡现在的热浪。

要说演员，那个时代确实出彩。理查德·伯顿 在1小时18分的镜头，端起酒杯的瞬间，身体前倾，手臂平举，嘴唇翕动，眼神死死盯住手中的玻璃杯。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手里的酒杯端稳！

端稳为何？就是不让一滴酒洒出去！

为何这样？十足的酒鬼啊！

演得不仅活灵活现，我认为太具有生活本质，演员太具有解读能力了！

当然，之所以演得这么传神，是因为 “1972年理查德·伯顿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酗酒,丽兹经常和他闹矛盾。 ”--------原来是本色啊！

因此，普通人要做特工是绝无可能的，而真的特工，他所饰演的社会角色，肯定就是其生活中的本色！

约翰勒卡雷是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人。他既是个英国间谍，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所以即使他和伯顿在一起饮酒狂欢的时间并不算长，也仍然看透了伯顿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端倪。

64年伯顿邀请他去百老汇看《哈姆雷特》，这是百老汇史上最赚钱最狂热的莎剧演出，一票难求。他被安排在了前排，最好的位置上。而伯顿此前并不认识他，仅仅是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柏林谍影》。

勒卡雷说，就算让他去朝觐教皇，也不会比让他去见伯顿更激动。伯顿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史诗性的。在演出结束，他被邀请到伯顿的化妆间时，他毫无意外地被伯顿迷倒了。

他拼命地夸伯顿的哈姆雷特比奥利弗和吉尔古德的还要好，比所有人的都要好。

但他始终在心里嘀咕，眼前这个拥有美丽的，雷鸣般的经典男中音，长着一张希腊雕像一般的完美脸庞，满脸麻子，雄性魅力强大无匹的男人，真的能演好那个颓废厌世的中年英国间谍吗？

后来拍摄进行到一半时，伯顿因为抑郁症发作而不想说话不想动，拒绝拍摄。他说他只想见勒卡雷，只有勒卡雷修改了台词，他才会念出来。

制片人赶紧打电话给勒卡雷，用仿佛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慌张语气说，“快来吧，理查德需要你的陪伴和帮助。”

勒卡雷飞去爱尔兰的都柏林，然后接手了每天都陪伴伯顿喝酒的工作。他围观了伯顿和泰勒，和导演马丁里特的争执经过。 当时伯顿接连遇到了很多麻烦。

就在开拍前，他的二女儿杰西卡被希比尔送去了长岛的精神病疗养院。他去探视她时，她居然完全不认得他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泰勒试图把她接到身边，雇佣最好的护工护理，请最好的医生治疗她，却被希比尔拒绝，她禁止伯顿接走女儿。这让伯顿非常地悔恨自责。

开拍后，先是泰勒乘坐的劳斯莱斯在路上撞死了人，虽然不是他们的事故责任。接着，泰勒的父亲中风了，据说活不过一年，她只能去照顾他。

最后，当泰勒返回片场后，与伯顿的初恋情人布鲁姆争风吃醋，每天在片场死死盯着伯顿，时不时地尖叫，对他呼来喝去，让他更加焦虑。

勒卡雷一次在凌晨时分被伯顿邀请去他的套房，他到达时，伯顿一个人坐在那里。泰勒明知道他来了，却用对讲机气急败坏地喊伯顿回卧房，不希望伯顿和他独处。

伯顿回房之后，因为对讲机没有关闭，他清楚地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那是很多个耳光。他猜想泰勒的脸一定被伯顿打得满脸红肿。

可他没想到的是，她从房间里出来时安然无恙，伯顿却被她打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在内外交困之下，伯顿本来还只是从中午才开始喝酒，现在被刺激得犯病了，只能用酒来压，在片场一天到晚都是酩酊大醉的，这引起了导演马丁里特的愤怒。

里特从第一次见到伯顿就讨厌他，认为他太放纵。里特是个道德君子，保守固执，不吸烟不喝酒。而伯顿和他谈话时却在不停地吸烟喝酒。

他在当时就无法掩饰对伯顿的厌恶，以至于溢于言表。 他还迁怒伯顿，认为他在52年上好莱坞黑名单时，伯顿没有为他们这些被迫害的左翼人士奔走疾呼。实际上，当时他们互相都不认识。

两人因为表演理念产生分歧，在片场公开辩论，互不相让。

几年后，里特说，“我不喜欢他和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她总是在喝香槟，他一旦中午和她出去吃饭，回来就会烂醉。这不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想他也一定觉得我不够欣赏他。”

这话还算客气的，因为当时伯顿正当红，他不好说太尖刻的话。

到了86年，伯顿去世两年之后，他开始大肆批判伯顿。

“我对天才没有任何尊重。天赋是生来就有的，而不是通过奋斗而得到的，所以你如何对待你的天赋就尤为重要了。把金钱摆在艺术之上，或者家庭之上。炫耀你的财富和女人，炫耀你的酒鬼生活，这非常糟糕。

浪费才华是对神和人类的一种罪恶。伯顿的才华是非凡绝伦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才华越大，罪恶也就越大。”

显然，奥斯卡评委们一直不给伯顿拿奖，也是他这种心态作祟。 勒卡雷反驳说，“真的吗？这样公平吗？这不是真的，也不公平。理查德伯顿是个有文化，严肃的艺术家，一个自学成才，非常博学的人。他的欲望和缺点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共有的……他是无礼的，顽劣的，慷慨的，具有控制欲的。但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对他们的领地具有极强的守护欲。

我未能在他成名之前遇到他，是一种遗憾。他的利马斯是极好的，它应该为他赢得那一年的奥斯卡奖。可惜，这是他一生未能获得的奖项。”

当拍摄进行到最后一场，在荷兰的席凡宁根海边，勒卡雷再一次见到伯顿时，突然发现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了，这时候伯顿还不满40岁。

当伯顿在海滩上向他走来时，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作品里的利马斯，那个疲惫的，幻灭的中年间谍。

他的身体还活着，但他的精神正在慢慢地以自我厌恶的方式死去，他已经被他的生活一点点地耗尽了。

伯顿当时在日记里写道，“我正在享受生活，如果这个绝望的生活可以让人享受的话。”

《柏林谍影》里的伯顿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一位曾经狠批过他的评论家说，“他已经完全弥补了他以前的所有不足。如果他今年没有获得奥斯卡，那么奥斯卡就毫无公正可言了。”

的确，奥斯卡就是不公正的，或者起码对伯顿一人，是绝对不公正的。 图一为伯顿与勒卡雷

图二为马丁里特，布鲁姆和伯顿

图三为马丁里特，伯顿和迈克尔霍登